浅谈加强财政监管

财政，是指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职能，凭借其掌握的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财政分配是整个社会产品分配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税收，税收是财政的主体，税收是公共财政，税收涉及到纳税人，使用好纳税人的钱，不仅体现对纳税人的尊重，更是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我国行政规划的宪政分析

行政规划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调控社会生活的行政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行政规划要以公共利益为其目的,维护公共利益也是宪政社会的必然要求。要加强对行政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的控制,使其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努力实现行政规划的法治化,形成国家权力和利害关系人权利的良性互动。     

基因隐私权与基因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基因隐私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基因信息进行自由支配的一种人身权利。基因知情权是指权利主体知悉、获取基因信息的权利,也就是赋予不同主体知悉个体基因信息的一项权利。必须审慎处理好基因隐私权与基因知情权的冲突,才能达到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目的。     

论程序正义与我国税收法治建设

程序正义不仅是实现税收法治的手段与工具,而且程序正义本身具有独立的形式价值,由于我国税收法治建设长期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造成在税收立法、税收执法与纳税人权利救济等方面程序正义的缺失。应当通过税收立宪,确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税收立法、税收执法与司法救济等方面,全面推进以纳税人权利保护为核心的税收程序的法制化建设。     

试论社会保障正义的主题:权利与义务

"社会保障正义"与"正义"是特殊和普遍的关系,"社会保障正义"的主题从属于一般的"正义"的主题。社会保障正义的主题是社会保障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方式。社会保障权可划分为"底线生活权利"和"更高生活权利"。国家、单位和个人都是社会保障的主体,都担负有社会保障的义务,但国家和社会应在底线生活权利领域承担更多的义务。     

社会正义及其在公共行政中的差序性实现

正义理论的嬗变表明,正义首先是国家层面的道德理想,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追求正义的过程,特别是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标准和首要价值。政府解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作为国家职能重要载体的政府也就成为实现正义的重要主体,政府的公共行政就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具体途径,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也应当是不断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在公共行政中,通过何种制度和政策安排来实现社会正义,必须考虑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特定环境。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在社会公平实现的方式和途径上应当遵循一种差序性实现格局。     

浅议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完善、个人权利意识的逐步苏醒必然凸显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维护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我国现行立法尚未设立相关的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由于没有具体的权利人主张权利或具体权利人基于各种原因没有起     

西方分配正义理论综述

西方分配正义学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西方学者分别从现实生活、神学自然法、社会道义、个人权利、自然秩序以及生产方式等方面阐释了分配正义的内涵;较早时期的西方学者回避权利维度,而从本分诉求、价值立论和功利取向上分别形成天赋决定分配、比值相等和算术相等以及最大幸福等三大原则,而当代西方学者普遍基于权利维度,在“平等的权利”和“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两大阵营里展开各自的原则论证;在国家、市场、制度、法治以及个人等各个方面探寻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西方分配正义学说蕴涵的诸多闪光思想对于解决目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日益凸显的社会差距问题以及一些非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财产权与人的解放——财产权的人学价值及其局限

财产权对于人的全面解放的意义具有两面性。第一,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财产权从封建专制权力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首次实现了绝对的财产权利和财产权与权力的分离。财产权是其它各种权利的基础,堪称对抗封建专制权力、保障人权的坚实堡垒,是人的解放的起点,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启蒙的、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理论和观念无疑具有进步意义。第二,绝对的财产权利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它无法保障实质平等和实质正义,因而只有超越财产权利的绝对性,才能进一步实现人的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自由不再是自我与他人的分界线,而会成为个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积极力量;平等不再是与私人个体作抽象对比,而是在强大的社会里倾情参与;所有权不再是排他性权利,而是社会公共的财产权。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超越启蒙时期的财产权利观念,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社会视野下公民个人合规性要求凸显的价值

公民个人的合规性要求，应通过理念上的变革和制度上的安排来促进公民个人多方面合规性要求和利益的实现。第一，政治权利及政治发展的要求；第二，政治权利和社会发展的耍求；第三，思想文化发展的权利与要求。公民个人合规性要求充分的实现，凸显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首先，公民为国家和社会有序健康发展的支撑力和推动力；其次，公民个人合规性要求如遇到非理性的阻碍．将造成社会政治权力分配与行使的失衡；第三，思想文化发展要求得不到实现，会造成社会思想文化理性的缺失和活力的丧失。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向社会组织和个人强制地、无偿地征收一定实物或货币,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经济活动.税收既是一种经济手段,同时又是一种法律手段.国家通过税收经济的和法律的两种手段并存的属性,使高新技术产业在税收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得以超前和快速的发展.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和法律手段.     

中国计划生育:国家权力与个人责任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对人口数量和质量进行调节的公共政策,对国家和个人层面间的权责界定较为模糊,在政治话语的表达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中国家公权的强制介入或多或少地会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表达造成影响,但其公共利益的属性使得国家在此过程具有了相当的合法性。本文选择了权利与责任的视角,梳理了计划生育半个世纪以来在公共福利与个人权力之间的转型。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国家正义观

《理想国》所阐述的是柏拉图的国家正义观。柏拉图的国家正义观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阐述:一是理想的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理想的国家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二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之间的关系;三是个人正义的实现是国家正义实现的前提。     

公平配置权力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什么？不能指望保障、税收、涨工资以及做个方案等缺乏方向的皮毛改革。获得收入的决定因素是参与经济的权利与行为能力——权力,与政治权力并列且均以强制性为特征。权力。是资源权利、个人特性、他人行为选择和制度安排的函数,改变其任一个量则能改变权力而影响收入。权利是权力的内容,但资本权力与资本权利不对称,权力超出其权利而处于蛛网中心,牵动整个利益向其集中,且形成“资本权力主义”。通过从下至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以重构权力体系,让政治权力促进经济权力。民主政治的力量通过改革的杠杆去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配置权力则是杠杆支点。     

基于AGIL模型的网络舆论多主体互动机制研究

网络舆论是社会权利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互联网技术的主体重塑功能,使得公民个人、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成为与国家平等对话的网络舆论主体。网络舆论呈现出"一体两翼四肢"式的多主体关系,公民个人、党政部门、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等行动主体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分别通过权利、权力、影响和利益影响网络舆论的形成。     

社会正义与福利国家关系之我见

福利国家不仅是政府适应工业化和社会问题的产物，它还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那就是社会正义。本文阐明了社会正义的理论内涵和核心内容，并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揭示了福利国家建立的合理性，提出福利国家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方式．虽有不足之处，但是始终在不断改革与完善中，以求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     

论中国宪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

宪政在普遍意义上既代表一套反映以立宪主义的方式妥善解决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问题的价值观念，也代表一种建立在良宪之治基础上的制度事实，其价值基础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绝对保障。公民权利至上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我们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终极目的。     

浅谈社会正义下的自由与平等

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理想,自由与平等是现代正义观念的两大原则,自由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平等是现代正义埠求的现实目标,人们一旦肯定了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就必须承认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与自由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价值,人们之间的平等是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他人侵犯的必要条件.     

洛克个人权利的逻辑演进

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中阐述了个人权利思想,洛克将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逻辑主线。个人权利是天赋的具有至上性;国家是个人权利让渡的产物,由此产生的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应以保护个人权利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     

宪政视野下的行政权力初探——如何依法行政

宪政的要义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而这又恰恰是行政法的根本价值所在。因而,在宪政视野下,要求行政机关的发展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为根本,以完善行政权力控制为重点,以增进社会公平为目标,以社会自治与自由促进为基础。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宪政时代即将在中国开启,本文在这一宪政视野下对行政权力进行探讨,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有进一步深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