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

探讨长期内决定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因素是经济增长分析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本文结合增长理论既有的一些研究经验 ,对中国经济在近 2 0年来的高速增长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我们通过经验分析来探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因素 ;不同的省份或地区之间 ,是否存在“增长收敛”的现象及“增长收敛”现象中存在的时域和地域特性 ;同一区域内部 (特别是城乡之间 )出现人均收入水平发散的原因     

中国经济“宏微观悖论”解读

本文从GDP计算体系和经济增加值（EVA）分析方法着眼，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所谓“悖论”之说缘于比照对象不当，但它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增长方式的一些问题：我国经济在总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的收益率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了我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典型特征。在微观层面上，虽然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资产收益率都在下降，但这此圻企业的EVA回报率基本趋势明显地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经济长期增长的微观基础有所加强，尤其是上市公司显示了较为优良的价值创造能力，为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寻求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激励机制，是未来中国政府应该关注的重点。     

试析“通货紧缩”的起因

1998～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困难、三种物价指数连续20多个月负增长(其中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负增长超过40个月)。这一现象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为“通货紧缩”。但人们对“通货紧缩”的含义、中国到底是否存在通货紧缩等问题却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物价指数出现连续数月下降就是通货紧缩；有人认为仅有物价指数连续下降还不能算作通货紧缩，还须同时伴随着货币供应量下降，甚至经济负增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不管怎么解释，我认为我国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困难及物价指数连续下跌是事实，必须讨论通货紧缩是如何形成的。     

“招商引资”政策与企业实际税率关系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的锦标赛考核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已被社会各界所广泛认同。但是,有关区域经济增长与企业实际税率呈现“剪刀差”的现象却仍然是一个谜。本文提出研究假设认为：不同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对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文对企业依据实际税率展开迁移的内在逻辑做了理论推导,并分析了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政策与企业的博弈。文章选取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与企业实际税率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同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脉冲响应冲击分析,得出结论：(1)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对当地企业实际税率具有不同的影响,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能够完成经济增长的考核时期,放松对企业税收的征管力度,进而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反之则通过“足额”或“超额”征收的方式提升企业实际税率;(2)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能否降低企业实际税率,仍取决于其是否完成锦标赛的绩效,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政策开展向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迁移,在承受实际税率提升的同时,利用土地升值来扩充其利润增长。最后,得出相关启示：应充分考虑通过税务征收的垂直管理,规范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口径的波动问题,这样才能有效释放减税红利;通...     

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从制度视角探析“资源诅咒”

近年来．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本文基于学术界关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简要评析了资源阻滞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然资源丰裕度、制度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把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最终都统一到制度的框架之下。本文强调,自然资源是诅咒还是祝福,主要依赖于制度质量．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美国的“新经济现象”

一、美国的“新经济现象”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其中许多经济表现已难以用现有经济理论加以解释,因而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新经济现象”。 首先,美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自1991年3月至1998年5月,美国经济连续增长的时间已长达86个月,远远超出美国战后平均增长周期11个月的水平。199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高于1995年2％的增长率,基本实现了美联储的预期目标。     

“十一五”消费增长占“重头”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根据新公布的数据2004年GDP中第三产业被少估了2.13万亿元，经济普查查出2．13万亿元第三产业漏统增加值，使得第三产业在我国GDP中的比重从31．9％上升到40．7％，提高了8.8个百分点，虽然与发迭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这是一个不小的提升幅度。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大小又与消费需求的强弱密切相关。，经济普查数据传递出了一个重要信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增长。2006年是“十一五”第一年，预测消费走势将对经济增长的质量作出判断。[编者按]     

从日本泡沫破裂思辨中国经济“喜”与“忧”

2001—2002年，当美国的经济困难没有使亚洲一些国家，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应减缓的时候，经济学家第一次谈论“脱钩”问题。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就预测，亚洲经济可能不受西方国家飞跃或波动的影响，而是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现在，香港的所有经济论坛都在讨论“脱钩”理论，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便美国开始衰退，亚洲也会保持高速经济增长。1月中旬亚洲股市暴跌，使“脱钩”理论的铁杆支持者立场有所松动，但也没有影响对亚洲经济稳定的普遍信心。摩根士丹利公司一位资深经济学家认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应担心的不是美国经济下滑，而是美国不衰退。” 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的“忧”来自两大主要因素既受美同次贷的影响，也存在自身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挑战。[编者按]     

“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挑战

本文运用传统的经济理论从菲利浦斯曲线、经济周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经济增长原因等四个方面解释了由于“新经济”出现而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说明传统的经济规律依然有效,“新经济”的理论革命并没到来。     

“新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因透析

本文通过对计算机与网络为主导的信息技术的考察，进而是研究高新技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动因的深刻影响，特别是新经济现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以后，需要从理论高讶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高新技术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的一般分析上面，而是深入探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方面的高新技术在形成“新增长源泉”的同时，如何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方面，经济增长周期的某些方面规律，从而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     

中间汇率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对“两极化”的新解释

本文在时间不一致性框架中构建内含中间汇率制度的博弈模型,对“特殊的汇率制度两极化”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研究的主要结论为:中间汇率制度并不必然导致危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长期存在并维持较高经济绩效;中间汇率制度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内在根源是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目标存在差异,外部诱因是经济受到较强冲击;在一国经济成熟过程中,目标差异、经济冲击的性质与强度均在不断发生变化,中间汇率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因而不断增强,出现了“特殊的汇率制度两极化”现象;汇率制度演进并不必然遵循由固定到中间,再到浮动的唯一路径。最后,本文还利用160个国家、1970~2008年的数据,运用面板VAR模型对理论研究的结果进行了经验验证。     

提高投资效益是青海发展的关键

发展经济学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中心力量，尤其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尚处于外延粗放增长阶段，资本的自我积累能力和再生能力绞差，内涵增长能力相对不定，“发展”基本上是靠投资来支撑的。因此，发展经济学有一条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著名理论－“资本第一主义”，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之石”的著名的哈罗德－多巴模型就是对此的数学释。唯其如此，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投资经济学”。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正常情况下，投资的多少和经济增长的快慢应该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实际情况却与理论有一定的出入。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案例”来看，这种相关关系常常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时高投资未必就会带来高增长，而相对较少的投资反而能带来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波（Kuznets,S.)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取决于投资数量的多少，还取决于投资效果的大小和投资的构成情况，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因为后者的不同造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艰难调控中”破围：“内外忧困”考验“平衡调控”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这是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讲的。实际上，中国在经历十几年GDP保持在10％以上的发展后，目前已进入了一个“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突出特点是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中，这就要求宏观调控时要将我国的发展放置到世界经济这一高度，在调整增长方式、实现结构升级过程中，完成改革的目的。 两会虽已结束，但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本刊就这些视点提炼出五大焦点加以关注，它们是“宏观政策不仅要着眼于国内，同时关注国际变化”，“财政管理需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制度”，“国家政府机构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建立健全协调机制”，“《新劳动合同方法》实施后给劳动者与企业带来的阵痛亟需国家大力抑制”，“医疗公益性需国家财政大输血”，并派记者进行深入采访，完成了“艰难调控中破围”的专题报道。以期满足读者的要求和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浅析与借鉴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浅析与借鉴洪刚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其前提就是物质产品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研究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且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态势。以东南亚国家为样本，设计投入指标和以人均 GDP 为主的产出指标，结合 SSBM 模型测算分析各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和趋势，并利用ESDA 模型对空间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通过定义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东南亚国家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在波动中提升，彼此间的差异性不大，且呈现聚拢趋势。软硬件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显著性最大。     

浅议日本的“企业行动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曾被成为神话，美国甚至一度出现过“日本威胁论”。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整个日本经济进入“平成萧条”期。世界舆论也由之前的褒扬变成批评。诚然日本经济曾经被夸大，但是也不能因为失败而否定它当中的精华。本文将从企业行动论方面解释日本企业战后高速发展的秘密，以及这一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最新

FDI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很早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方面进行：一是基于古典增长提出的“两缺口”模型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二是在内生及新制度增长理论框架内基于FDI“综合要素”的作用，研究FDI外溢效果所形成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国内学者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在沿着上述两方面的基础上，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到底如何、决定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对比FDI与国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有什么不同之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差异、FDI对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如何等方面进行。     

“雁行形态”理论与亚太地区的崛起

<正> 多年来,在国外“雁行形态”理论已成为解释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机制的一个时髦理论。其实,“雁行形态”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形象化的概括,虽有些合理的内核,但不是内容充实、体系完备的符合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一、“雁行形态”理论主张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等距离发展“雁行形态”(Fiying Gese Pattern)理论亦称“雁行机制”或“雁行模式”,是日本学者赤松要创立的一种发展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在日本学术界颇为流行,成为日本一些学者解释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发展阶段的一种“经典”。日本著名经济学者大来佐武郎认为,利用日、美共同领导实现的“雁行模式完美地反映了太平洋地区发展的特色”,     

“改善民生”是发展“重头戏”

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消费”这驾马车长期以来的“短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拳出击”——在确定的2009年5项工作中．有关通过提升民生水平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随处可见。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背离:理论观点述评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美、日、英、德、加、中等六国1978～2002年的数据发现，近二十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出现了“剪刀差和反转”的异常现象，这是有悖于传统理论关于经济和金融平行发展观点的。针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背离的种种金融怪现象，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主要有金融脆弱性假说，金融窖藏假说，非理性繁荣假说，挤出效应假说，短视主义假说等。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背离成因的诸多理论观点进行了总结梳理，旨在促进学界对金融和经济背离问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