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外部结构不完善等缺陷和问题,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应当适度减持国有股比例、完善董事会机制、完善经营者激励机制等应对措施。     

如何营造证券市场的多赢局面--论国有股的减持

股市要发展，国有股要减持，如何使国有股的减持对股市的发展影响最小，甚至有利地促进股市的发展，国有股减持方案特别是国有股减持定价方法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上市公司有股问题的解决应当是有关问题的总体解决，改革的方案应当是系列化的改革方案。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的最高比例，原有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减持应采取设立国家成长基金的方式完成。     

国有股减持是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准的必由之路

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和经理行为的统计分析，论证了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已严重制约着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国有股减持可以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准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论国有股减持的必要性

国有股减持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完备的、有效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缺乏应有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难以估计。     

国有股减持中若干立法问题的探讨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国有股减持作为一项战略举措必须用法律加以规制。国有股减持的立法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有股减持的原则是：其一，公开公平原则；其二，社会效益优先、兼顾经济效益原则；其三，国有资本战略优化原则；其四，国有股减持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确定国有股减持的范围；确定科学的减持方式；界定国有股减持主体；合理确定国有股减持的价格；规制回收资金的使用。     

国有股减持转让与流通方案的比较与选择

国有股减持的原则要有利证券市场的发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优化资源配置。现行国有股减持方案有全流通上市、场外协议转让、回购、拍卖、配售；发行可转换债券；内部职工受让等，各有利弊，可建立一个“G股市场”减持国有股。     

从公司治理结构看国有股减持

国有股减持的真正目标应确立现代企业制度,亦即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若仅以减持为目的的方案可能留下更多的后遗症。从公司治理结构的两个标准来看国有股减持方案是合理可行的,但作认为只有一揽子方案才能真正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     

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与流通问题研究——试论各种思路的局限性

文章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上市公司国有股的起源；减持与流通的内涵与区别；为什么要减持国有股，实现国有股流通的原因何在；既有方案的优缺点等问题。     

国有股减持难点及对策分析

国有股减持既是上市公司分散股权，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又是中央政府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渠道。国有股减持的难点在于减持价格问题、减持规模问题、减持方式问题、减持时机问题、国家与国有股东之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国有股减持方案应兼顾当事各方的利益，争取社会多方共赢局面，最大限度地减小对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浅谈建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股减持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解决好国有股流通、转让，才能解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构，克服对内部人控制的弊端，才能强化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能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吗——来自董事会投票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3~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代理其治理积极性，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升不仅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还能够显著降低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以及商誉减值的发生概率，即非国有董事通过"用手投票"积极治理有效抑制了国企并购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发挥抑制效应的影响路径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显著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董事"用手投票"的积极作用，提升国企并购效果提供了有益启示。     

控股股东与公司绩效——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

借鉴西方有关创始家族公司的研究文献,将民营公司分为创始型民营上市公司和非创始型民营上市公司,为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对比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研究结论认为,控股股东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尽管民营公司与国有公司总体上绩效无差异,但创始家族控股的民营公司业绩显著高于国有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相比较国有上市公司,创始型民营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大。     

中国A股IPO发行成本: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比较

基于中国证券市场发行上市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A股市场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IPO发行成本具有差异性特征。国有企业上市融资的动力更强于非国有企业,但非国有上市公司间接成本受发行市值的影响较小。样本数据证实,发行规模、发行前公司盈利指标、发行首日的二级市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以及发行方式和定价机制等变量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IPO发行成本产生影响。证据表明与非国有上市公司比较而言,国有上市公司的间接成本受累计投标询价制度和询价发行方式两个变量的影响程度更大。     

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10—2012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     

控制权性质、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研究

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只是围绕着某一特定的治理机制进行的。鉴于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因而这些研究总体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而且也很少涉及代理成本的直接计量问题。以经营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直接计量近年来成为学者研究公司治理和代理问题的新动向。本文在少数现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总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率直接计量代理成本,并结合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等因素,系统研究了董事会(含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持股、大股东监控和债务融资(包括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等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受到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的显著影响,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和短期债务融资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研究还发现,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债务来源(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则是弱化的或恶化的,其存在不仅未缓和公司代理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从而为不同性质的债务融资安排的治理效率差异提供了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的行业分析

在法律对投资者缺乏足够保护的情况下,股权集中成了法律保护的替代。但大股东“一股独大”的弊端显而易见,这就需要其他股东的制衡。本文以上市公司为例,以股权制衡度为视角,对样本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进行相关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就全部样本公司的平均水平而言,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呈现正相关性;就样本行业而言,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呈现行业的差异性,减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     

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

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学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总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率直接计量代理成本,并结合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等因素,系统研究了董事会(含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持股、大股东监控和债务融资(包括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等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会因公司控制权的性质和成长机会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在公司治理机制效率方面,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和短期债务融资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研究还发现,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债务来源(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则是弱化的或恶化的,其存在不仅未缓和公司代理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从而为不同性质的债务融资安排的治理效率差异提供了证据。     

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比较——以西北上市公司为例

根据Myers(1954)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企业融资的优选顺序依次是内源融资、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然而,大量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优序融资理论相悖,普遍存在着股权融资偏好.本文以我国西北五省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比较了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差异,结果发现国有上市公司贷款能力较强,偏好于债务融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好,偏好于股权融资.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现状与公司治理效率关系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第一大股东手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指标Herfindal指数与反映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Tobin’Q值呈现出显著的正U型曲线关系,其分别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53.38%、Herfindal指数为0.343时,Tobin’Q值达到最低。多数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3.38%,股权集中度小于0.343。这说明,目前就整体而言,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差强人意。另外,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比非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更差,亦即更无效。     

经营者股权激励绩效的比较研究——基于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对比分析了实施股权激励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业绩和公司治理结构特点的变化,比较分析两类公司业绩提升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两方面的异同。本文的研究发现:(1)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业绩的提升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度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业绩的提升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度;(2)实施股权激励后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公司绩效的差异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公司绩效的差异,股权激励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的一致性大于其对国有上市公司公司绩效的影响的一致性;(3)国有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后,在对公司董事会人员组成和监事会规模调整的同时,要更侧重于降低股权集中度。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在注意降低股权集中度的同时,要更侧重于公司董事会人员组成和监事会作用的发挥,以期更好地改善经营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