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沙盒”中国化运作——英国“监管沙盒”的启示

“监管沙盒”作为一种主动适应型监管机制,凸显主动性、灵活性的监管理念,依靠主动提供“缩小版”真实应用场景和“宽松版”监管环境的“安全空间”,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创新产品、服务、业务模式,进而可有效预防金融创新活动与现行监管规则发生冲突导致的“监管困境”。“监管沙盒”具有较强的风险甄别能力、显著的灵活性、高度的权益保护、较强的信息共享等优点,在理念、思路、举措方面彰显较强的创新性思维。在面临金融风险和科技风险双重挑战的背景下,“监管沙盒”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创新监管方式,与目前我国对金融创新监管表现的包容性监管的发展逻辑基本趋同。鉴于此,本文从近期、远期两个层面强化“监管沙盒”中国化的有效运作。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

互联网金融本身及其风险的特殊性,给金融监管带来了难题。表现在：对市场主体来说,互联网金融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但对监管者来说,这也分散信息和转移信息,导致其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同时,非金融与金融因素的混合,使得监管者获取信息的难度增加。加之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匿名性和虚拟性,隐蔽了监管所需要的关键信息。总之,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监管者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抑或根本无法获得。因此,如何进行监管创新,值得我们思考。     

转型经济中合谋与监管的博弈分析

保护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是完善证券市场的重要内容,也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首要目标。本文将所有者区分为知情的内部大股东和不知情的外部中小股东两种类型,分析了转型经济中知情的内部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合谋与监管问题。研究表明:在所有者都不知情的条件下,所有者监管的概率取决于监管成本、监管收益以及管理层合谋的概率;而管理层合谋的概率取决于合谋收益、所有者的监管概率以及合谋失败后所带来的损失和惩罚。在所有者区分为知情的内部大股东和不知情的外部中小股东的时候,知情的监管者因为有合谋带来的收益,会降低其监管的主动性,从而使合谋概率加大。     

我国跨国银行法律监管的完善

一、宏观层面上的构建 （一）借鉴巴塞尔协议．与国际惯例接轨．确立一种有效银行监管模式 良性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在立法上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突破20世纪以来金融危机为导向的立法模式。因此，须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果．我国在跨国银行监管法的构建中必须确立一种有效银行监管的模式。具体而言．这种有效银行监管的理念应包括以下要素：监管的主要目标应在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与信心．从而降低存款人与其他债权人损失的风险：监管者应鼓励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市场透明度与市场监督。从而提高市场的约束力；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与实施监管的手段与能力：监管者必须全面了解各类跨国银行业务的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能进行适当风险管理：监管者必须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并对监管资源作相应的分配；监管者必须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来承担风险：监管者应与其他监管者密切合作．特别是要建立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     

论科技金融给金融监管带来的法律风险与应对

金融与科技的深度交互与融合正在成为当今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金融科技在推动金融变革与发展的同时,也在给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带来更多新的挑战。为了在金融创新和风险管控之间实现良好平衡,以监管沙盒制度为代表的监管友好型金融监管策略正在成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选择。     

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供给创新层出不穷,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和防控新型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16年12月正式批准设立“监管沙盒”机制,其设置“监管沙盒”的目标是将澳大利亚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金融科技创新与投资的顶级市场之一。澳大利亚“监管沙盒”机制运作至今根据金融科技企业的多样化需求不断进行调整,提高监管政策的适应能力,进而为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健全完善提供助力。我国应在充分借鉴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视角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从组织机构设置、参与人员管理、准入退出机制、评估标准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健全“监管沙盒”框架体系,打造“中国版监管沙盒”,以提高我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健全银行电子化审计监管的思考

金融电子化监管在倡导风险监管理念的金融监管背景下凸显出独特的优越性。结合其在我国银行业监管应用实践,为充分发挥这一监管手段的最佳监管效用,应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银行电子化审计监管,调整现行监管职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和多元化监管,从而达到有效防范经营风险的目的。     

刍议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金融创新的核心,在给交易者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加强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成为当前经济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必要性、目标及内容的阐述,指出了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存在的问题。     

审计合谋下的政府监管博弈分析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管理人员有与已签订合约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合谋的可能性。政府监管部门作为监管者，与合谋整体就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这里通过政府监管博弈模型的构建，可以看出我国政府监管与合谋者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要切实减少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不能仅靠加重对违规者的处罚，而要同时加大对监管者监管失职事故的惩处，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浅析

房地产市场是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占据信息优势的代理方,可能会以此谋求在交易中获取最大收益而出现"道德风险",从而使处于信息劣势的购房人利益受损。在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不力的背景下,开发企业的诚信问题会给消费者带来诸多风险,房地产开发商随意挪用预售资金,导致报建报监费无法落实、工程款拖欠、工程无法验收、购房业主无法办证甚至"烂尾楼"等问题的出现。鉴于此,在阐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不力将产生的严重后果,强调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的有效措施,以期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提高房地产业在拉动内需中的作用。     

以大数据技术应对商事改革后税收监管困境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我国原有税务监管方式带来了直接冲击。以大数据技术全面支撑税收监管模式创新,是从根本上提高税务部门税收监管能力的有效方式。税务部门应大力推进涉税信息数据来源多样化,拓宽涉税信息获取渠道,规范数据标准,努力实现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并以专门软件平台把海量数据加工转化为有价值的税收监管信息,为税务机关控制税收风险提供依据。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全面应用还将推进税收监管流程和部门组织架构的变革。     

区块链金融监管风险以及防范思考

区块链技术促进金融的发展,但也存在着技术风险、人为风险和法律风险,因此需要对区块链金融进行监管。对区块链金融进行监管应借助"沙盒监管"模式,注重区块链的特性,创新传统监管,建立专门监管,使区块链金融监管向功能性、技术化监管转型;同时,明确监管主体,合理划分监管职权,从基础立法、监管执法、行业守法以及金融司法等方面加速技术性与法律性监管手段的融合。     

当前金融创新面临的风险及监管选择

以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创新为主线,客观地分析创新面临的市场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政策性风险等六种风险或问题,论述当前信息科技风险及媒体炒作导致的新型风险,并探讨这些风险对监管工作的影响及监管部门面临的选择。     

监管科技的发展挑战与中国选择：基于金融科技监管视角

金融科技促进了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也带来了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的变化。在金融科技创新、风险与监管的内在逻辑下,监管科技犹如"创新之帆"下的"灯塔",历经了三次发展演进:从加强技术层的监管应用到监管数据报送的自动化,并进一步发展至以数据为中心的算法监管。全球监管科技发展背景下,尽管我国监管科技历经萌芽期与发展期,但是仍然面临着发展动能不足、监管理念落后、监管模式传统等挑战。我国可借鉴英国、美国与新加坡的监管科技发展经验,并结合本土化国情,构建起中国监管科技生态体系,转变监督理念,创新监管科技模式。     

我国证券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分析及监管建议

行为金融学是以金融市场中投资人的真实身份为基础,研究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如何进行资源的时间配置的科学,并以此来解释和预测投资人的心里决策过程及运作机制,解释为什么个人在某些情况下是风险偏好者,在某些情况下又是风险规避者。因此,从行为金融学角度,投资者和监管者都是非理性的,不能够仅仅依靠完全披露信息和市场本身来达到证券市场的均衡。所以,本文分别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者和监管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针对提供了相关监管建议。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机制研究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决定了对于金融业的要求和控制有更高的管制和关注,对于金融创新要不断的响应和鼓励,同时也要积极的配合创新机制的落实,在另一方面还要规避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对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创新是推动整个行业进步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创新的实施和其带来的可能性副作用应当给予监管和重视,因此本文主要论述了金融创新的必要性和金融创新的方式以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协调的机制研究,致力于打造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效益。     

证券市场会计舞弊与监管的博弈分析——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思考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自利的,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符合＂经济人＂假设。上市公司为获取利益最大化而进行会计舞弊,监管者也追求效用最大化。本文对双方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后发现：如舞弊比不舞弊收益大,上市公司选择舞弊,如舞弊被罚严重则选择不舞弊;监管者觉得监管效用太低会选择不监管,如监管失职受处罚监管成功受奖励,监管者会竭力监管。应对监管者和舞弊者采取积极有效地奖惩措施,以提高监管效率。     

创新视域下的互联网新兴产业监管

互联网新兴产业激发了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监管问题,仅依靠传统政府监管模式难以达到监管目标,创新互联网新兴产业监管体系势在必行。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产业创新模式,互联网新兴产业的监管趋势包括:建设具有竞争机制和创新激励的互联网新兴市场、加强数据信息安全监管、提高征信服务质量。而监管难点在于:监管政策的滞后性、众多的潜在风险、复杂的业态模式等,难以保证监管成效。本文基于互联网新兴产业的特征,构建了第一部门监管为主,第二部门自律监管和引入第三部门为辅的创新监管体系,并通过明确各主体的监管职责以及建立相关监管机制,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共同推动,从而实现我国互联网新兴产业监管体系的创新建设。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精准化政府监管方式创新——以新冠肺炎疫情大数据信息监管为例

为实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监管目标,政府监管机构必须选择最优监管方式或监管工具组合。面对严峻的防疫局势,以人工为主的传统政府监管方式存在诸多局限。大数据信息技术推动下,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监管方式创新势在必行。基于大数据政府监管方式创新构建大数据信息监管体系框架,以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监管实践为例,分析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和西安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控制疫情发展态势的监管方式,从中获取值得借鉴的经验,并根据我国新冠肺炎“动态清零”与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双重目标,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精准化监管方式创新体系。     

推行基层监管“两联制”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

“两费”停征后，工商部门工作重心向监管转移，面对职能转型的新形势与新挑战，基层监管更需要制度和管理流程的创新，实施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并重的绩效管理。对此，江苏省宿迁工商局通过基层调研、试点运行、整改循环，积极推行基层监管“两联制”，实行片区监管和巡查组监管两种监管方式并存，在再造监管流程、提升监管效能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