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联社社员对城中村改造的认知和期待研究——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

本文认为要科学规划城中村建设,合理定位区域发展;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工作,妥善解决利益相关问题;加强村民教育,做好村民向新型市民的转变工作。     

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

本文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农村到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特别是研究了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个体、家庭和城市因素。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的性别和年龄、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流动人口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的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未观测到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显著影响。     

"城中村"财务管理的探讨

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城区扩展,"城中村"已融入都市迅猛发展的大潮中,成为富庶繁华的城中"骄子".但是,在繁华的背后,"城中村"也存在一些与城市文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如: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后出现的土地征占补偿,村改居和"城中村"改建过程中侵占集体资产以及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补贴资金不到位等.通过近期对河北省石家庄市某区几个"城中村"进行的调查,尤其通过对其财务收支、经济责任以及农业专项资金使用等情况的调查,发现这些问题最终都要反映到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工作上.因此,"城中村"财务管理问题,便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本文拟对"城中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一下分析.     

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的土地发展权配置模式——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

研究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模式,可以为城中村改造中农民权益的补偿制定相对公平合理的标准。运用案例分析法,以土地发展权作为理论基础对深圳市两个城中村的土地发展权配置进行分析和比较,并提出农民享有的合理发展权的计算方法。研究发现,"自由改造模式"中村集体与村民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比例高于"征地模式"的比例,前一种模式村集体与村民获得了64%,后一种模式则获得了51.4%。现实中不同改造模式村民的利益没有达到均衡;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村民享有的发展权越多。     

太原市城中村改造中村民参与的效果分析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太原市目前是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以太原市万柏林区X村城中村改造中的村民参与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城中村改造初期阶段、制定完善阶段、实施评估阶段中村民参与的基本情况,总结得出太原市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民参与的效果评价,即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改造各个阶段实现社会监督,保证城中村改造的顺利推进,确保城中村改造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进而加快太原市城市化的步伐,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一个村庄农民土地调整意愿调查思考

<正>河南省扶沟县呼庄村是典型的传统农业村。村庄下辖三个村民小组,人口共约1000人,耕地1500亩。2000年二轮土地延包时,各村民小组分别将组内土地打乱重分,然后实行"生不增、死不减",承包期30年不变。目前,二轮土地承包期已经过去近20年,呼庄村的人口结构、人地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对承包地调整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预期。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对主要由人地矛盾突出引发的土地调整问题,因年龄、家庭结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不同,村民态度不同。     

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

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本文研究了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家长具有提高子女学业成绩的强烈动机,在由家长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家长之间可能互为参照,因此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相互影响。子女随迁入学有助于重构农村家长的参照对象,从而影响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sobel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结构方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农村家庭相比,随迁家庭面临的教育竞争更加激烈,主要表现为所在班级的其他家庭期望子女接受的教育程度更高,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对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有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研究表明,在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总效应中,14%～32%经由家长的同群效应(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渠道驱动。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仍是制约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性别、子女的个数已不再是影响父母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把“谁是低保户”的决定权交给村民

<正>按照规定,农村低保对象应该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而且低保的办理和发放具有严格的程序。但是,这些低保惠农政策一到了基层,就容易走形变样。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更加严格地执行低保申领的条件审查,将"谁是低保户"这个权利由少数村干部转移到广大村民手上去,     

城中村改造中参与主体的博弈分析

城中村问题己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协调发展、功能提升和市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的梗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开发商、村民的三方博弈过程,通过构造效用函数分析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础上政府介入并承担改造费用,原则上不鼓励开发商介入改造的对策建议.     

城中村村民被过度问题化的根源探析

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语境下，城中村村民的就业、收入来源、下一代的教育乃至生存方式不断成为指责的对象，存在着被过度问题化的现象，这不仅由于社会大众缺乏对村民们生存观念变化的了解，以及在充分就业观下对村民就业问题的误解，也是缺少对村民们财产性收入的尊重与理解，另外这和村民们在组织资源稀缺的原子化状态下缺少正当表达渠道和途径有密切关系。     

乡镇党委怎样管理村官

近些年来,随着《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农村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在乡镇与村组关系上,由过去的领导关系转变为指导关系;在村级干部选拔任用上,由过去的乡镇任命转变为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为落实依法行政的要求,顺利开展村民自治工作,乡镇党委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官”,必须在教管两方面双管齐下,强化其素质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要通过组织的手段,搞好“村官”的培训、教育等工作,使之尽快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 破解超大城市近郊农村治理难题

<正>永联村作为上海近郊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从创新“村级物业”新服务、创设“民宅回租”新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着手,以创建美丽乡村为方向,以满足村民诉求为目的,全力破解超大城市中的近郊农村外来人口无序导入、基层社会治理成本高等难题,打通乡村治理“最后一公里”。     

城中村问题产生的微观动因——基于对“土地租金剩余”的分析

研究目的：以“土地租金剩余”为切入点,从促成城中村形成的三个行为主体的角度,探究城中村问题产生的微观动因。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与土地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结果：城中村问题是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三方力量共同追逐“土地租金剩余”的结果,是相关利益主体的理性选择;城中村“土地租金剩余”的产生,源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研究结论：城中村问题的解决,需要逐步改善城乡土地管理中的二元结构状况,实行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严格限定公益性用地的征收范围,强化对农民土地权利的物权保护,让农民以土地财产权利参与城市化进程。     

城中村居民拆迁意愿调查研究——对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村的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形式对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村村民的拆迁意愿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入了解了村民的生活现状以及对拆迁的不同看法,调查发现房租收入的减少和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是村民面对拆迁所顾虑的首要因素,因此,在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如何让村民拆迁之后不失利、不失财,并满足村民回迁的愿望,是各有关部门制定拆迁政策和治理类似城中村情况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农村人口生产偏好转变下的土地规模经营

中国农村家庭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转向质量偏好,农村人口生育率下降,家庭注重对子女质量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投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农村人口的量质变化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管理提供了最关键的条件。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加速二元经济结构朝着城乡一体化转变。     

初中阶段农户子女辍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闽北农村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地区初中阶段子女作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子女个数、家中是否有病人以及子女个人特征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反映家庭经济约束条件的土地面积、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反映子女教育负担的教育支出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的影响较小。     

农村养老问题与孝文化的维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养老问题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养老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事业有所发展,但中国国情决定了家庭养老将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建立在以孝文化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基础上。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受了重大冲击,作为传统养老文化精神支柱的孝文化出现了衰落和变异,表现在以老人为家庭中心的家长制以及对祖先崇拜的衰微和继嗣文化的动摇。孝文化的衰落削弱了农村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动力,导致重幼轻老、尽孝主体责任模糊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进传统德孝文化的教育方式、用现代价值观重构孝文化、建立维护孝文化的社会信用机制等建议。     

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处理子女随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及子女个体特征后,子女随迁使得农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总支出增加了50.50%,教育负担率提高了5.82%。其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了1.54%、校外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1.20%,学校生活费负担率增加1.48%,择校或借读费负担率增加1.59%。在影响机制方面,城镇地区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以及异地就学政策的限制,造成了校内教育支出、择校或借读费支出的被动增加。同时,子女随迁一定程度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促进了对子女校外教育支出的增加。     

欧洲畜牧业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笔者曾经先后考察过匈牙利、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畜牧业生产发展,包括养猪业、家禽业、肉牛业、奶牛业,都是紧紧依赖于家庭农场,像北美那样的牧场在欧洲几乎找不到。家庭农场有两个基本特征,特征之一:就是农场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是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和子女,很少有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