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成品出口欧盟增加值分解研究

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制成品出口有相当比例来自于国外增加值,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不仅存在“统计假象”,且可能会为贸易政策制定带来误导。本文利用WIO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借鉴Wang等(2013)总贸易核算法,从国家、行业及双边贸易部门层面对1995~2011年中国制成品出口欧盟的增加值结构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期间国内增加值率呈下滑趋势,且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国外增加值中间品重复计算比重上升,显示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程度不断加深,但中欧贸易差额被高估,且主要制造业部门目前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     

中德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比较与政策启示

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重构的研究视角测度与比较分析中德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德制造业已深度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且分别以后向和前向的方式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中德制造业通过简单生产活动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分别加强与RCEP及欧盟之间的区域价值链数字化联系;中德两国制造业在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存在较强的双边数字关系,中国是德国重要的数字价值输出目的地;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行业优势分布更加全面,德国制造业数字化分工行业优势分布更加集中,行业数字化转型质量更高。鉴于此,中国应多维度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扩大领先行业数字化分工优势,加强国际数字化分工合作,积极推动区域价值链数字化分工体系构建,助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2000-2010年长三角地区参与全球劳动分工的时空演化格局——以财富500强外资制造业企业为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城市和区域越来越纳入全球经济网络.基于财富500强外资制造业企业数据,从产业价值区段的视角,运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参与全球劳动分工的时空演化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分支机构的价值链层次不断提升,推动了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则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锁定状态,无助于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     

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工资效应——基于浙江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广泛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劳动收入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外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为例,测算了浙江26个制造业部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并就垂直化专业分工对浙江制造业工资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浙江制造业部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上提升了行业工资收入水平;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工资收入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大。本文最后就如何提升浙江制造业工资水平、缩小行业工资差距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优势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分析

聚焦中国优势制造业,通过使用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分解的框架测算连续20年的中国数据,分析和评估我国优势制造业的竞争力发展状况。研究发现：在优势制造业方面,中国制造业整体具有明显优势,其中的中、高技术行业相对于低技术和新兴制造业,更具显著竞争力;以核电、航空和高铁为代表的高技术行业、新兴制造业的中间品出口主要是依靠国内增加值的中间品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代表低技术行业的纺织业依靠融入全球价值链保持全球同行业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垂直专业化深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优势制造业中普遍存在参与国际分工的依赖程度弱化的趋势,而竞争力提升和价值链攀升具有依靠国内增加值质量提升的内化特点。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增加值贸易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

研究目标：估计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并从增加值贸易角度讨论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研究方法：基于企业销售目的地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研究发现：不考虑企业销售目的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会高估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低估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高估了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导致明显的比较优势逆转问题;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将中国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规模分别高估了60％和85％左右。研究创新：构建了新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研究价值：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和反击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调查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发展：沿海与西部发展的互动

外资流入与沿海工业化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年》统计,1985年以来,中国大陆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为全球速度最快。中国制造业实力的提升与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制造业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90年代初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近年来则侧重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全球500强中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世界主要电脑、电子产     

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指标测算与评价——基于WIOD数据库TiVA视角

本文运用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数”与WIOD数据库发布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对我国服务业参与GVC的分工地位和参与度主要从细分行业角度进行了测算,更加准确地反映出了我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的情况。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的地位不断攀升,但各细分行业的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从细分行业角度提出我国参与GVC分工的经济地位与参与度提升的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承接外包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承接外包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承接国际外包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接外包分工对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系数为1.103874,而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系数为3.109623。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 Index）,本文首先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角度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及不同类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生产长度和位置进行测算,关注金融危机尤其是2011年后中国参与GVC分工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行业研究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GVC分工方面：中国整体行业后向参与度远高于前向参与度,两者均呈现“M”型演变趋势并于2012年之后下降;整体行业参与GVC分工的位置居于下游,呈“N”型变动趋势并在2012年后回升;制造业GVC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GVC分工位置更高;高技术行业的GVC参与度和位置都高于中低技术行业,光电设备等高技术行业前向参与度有所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方面：不同行业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行业位置指数尤其是后向参与度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次跨境的简单GVC对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前向参与度;与整体行业不同,相对于服务业与中低技术行业,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位置的提高将促进就业;服务业前向GVC复杂生产长度以及整体与细分行业的简单GVC都与就业正相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实现中国GVC升级与同步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方式——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指标,并据此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方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主要是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2）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主要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生产环节;（3）伴随着跨国生产分工的深化,中国制造业正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4）中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一个生产环节,且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发展相对薄弱;（5）在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中,中低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高技术制造业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6）相对于中国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美国主要是以前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     

GVC视角下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与测算：以中美贸易为例

构建了多国模型中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模型,并利用2016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美56个产业部门的双边增加值贸易及总值贸易的数据,结合中美贸易失衡的扭曲程度指标的构建与测算,从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进行了失衡分析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还原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真实状态。结果显示,总体上,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20.17%;美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则是逐年上升;自2010年起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逐渐下跌,而国内增加值率开始上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改善。结构上,中国对美国各行业增加值贸易以顺差为主;制造业的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96.30%,并且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均小于总值贸易出口,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新兴服务部门,美国相对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而在建筑业和一些传统服务部门,中国相对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

研究目标：测度并分解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上对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将中间品贸易结构嵌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为发达国家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大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但是其为发达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增速却显著小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增强与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内水平分工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研究创新：将“中国制造”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进行合理测算,对其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价值：为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依据和参考。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悖论及其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并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但实践中却存在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未能有效破解制造业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出口附加值创造能力提升受制的悖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扩大服务业开放后,国外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直接进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相反作用。进一步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上述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新阶段,依托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不能简单因袭“拿来主义”路径,更要注重开放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有助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实际影响可能具有的异质性特征。     

企业面对反倾销制障的对策取向

从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中不难看出，发达国家抱着亦亲亦疏的态度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会有力地拉动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使其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和分工优势；二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于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及其低成本的优势，会有力地冲击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使他们的这些产业面临生存危机。所以，发达国家在凯觎中国市场的同时，又想方设法地消除了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化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其经济的影响。于是，反倾销越来越成为针对中国产品的一项重要制障。     

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扭转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高端封锁”和“低端锁定”的重要抓手。基于OECD投入产出数据与世界银行STRD数据，利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面板模型，实证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且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更强。据此，应夯实基础，完善价值链绿色创新体系；兼顾全局，实施差异化创新激励措施；聚焦重点，引领绿色核心产业崛起。     

融入全球价值链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吗？

研究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否会扩大国内工资差距。研究方法：基于WIOD数据库及WWZ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主要13个制造业与12个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指数,并在三要素中间投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现有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文发现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提高,进一步缩小了中国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且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显著,但2003年前后出现分化。研究创新：本文采用新的VSS指数测算方法并新增服务业的分析视角。研究价值：分析融入GVC程度对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工资差距影响的差异及形成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上海制造业的升级路径：以上海大众为例

文章分析了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上海制造业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中的地位,指出上海制造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欠缺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因此,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技术能级以及培育自主品牌是上海制造业升级的必然选择。但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品牌的培育是个复杂的技术、经济和社会过程。因此,现阶段通过大规模的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来实现上海制造业整体升级尚不现实。上海制造业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和产品价值链分工中,还要走一段时期的“国际代工”道路,并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来提高技术能力,进而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文章以上海大众为例,分析了上海大众升级的约束条件,以及上海大众实现由OEM、ODM向OBM升级的策略选择。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比较优势分析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比较优势。研究方法:构建基于贸易增加值口径的比较优势指数并结合核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尽管中国省际调出的比较优势呈上升趋势，且在2017年首次突破了1,但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比较优势仍然不强。第二，尽管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呈上升趋势，但始终未突破1,这说明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第三，中国各省份在内循环中的比较优势，强于在外循环中的比较优势；中国各部门在内循环与外循环中的比较优势则基本持平。研究创新:首次构建了增加值口径的省际调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价值: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