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原材料案”的法律解释问题北大核心CSSCI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在处理贸易争端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难题是对WTO涵盖协定的解释问题。在涉及中国争端中,法律解释问题尤为重要。例如,在中国“汽车零部件案”（DS339）中有关关税与国内税的解释,在“出版物案”（DS363）中涉及TRIPS协定第61条的“商业规模”的解释,在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DS379）中有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9．3条中反补贴税应以“适当数额征收”的解释,均由法律解释直接决定案件的胜负。     

国有企业是否当然为《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条意义上“公共机构”辨析——兼评美国对来自中国某些产品最终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WTO争端案

2010年10月22日,WTO专家组公布了"美国对来自中国某些产品最终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一案的裁定报告,专家组在该报告中裁定: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为《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1)条所指"公共机构"。该裁定对中国今后应对反补贴指控非常不利。本文认为,专家组此裁定存在缺陷,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反补贴协定上的"公共机构",应根据个案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政府应该就此问题提出上诉。     

世贸组织1994年《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下补贴与损害之辨析

世贸组织1994年《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是一个很好的法律文件。它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申诉补贴和不可申诉补贴三种。本文对这个文件规定的补贴与损害进行辨析。     

跨境生产补贴规则的特征、动因与中国因应——以欧盟对埃及和印尼相关产品反补贴案为视角

近年来,欧盟相继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产业发起反补贴调查,在主体要件、区域专向性以及效果要件等方面形成了欧盟规制跨境生产补贴的单边规则。欧盟此举在货物贸易领域初步创设了跨境生产补贴规则,与此同时,国际规则文本中还出现了有关服务和投资的跨境补贴规则。当前跨境生产补贴规则的发展存在经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多重动因,根本动因是跨境生产补贴所支持的出口国产业升级威胁了进口国的产业竞争力与供应链安全。为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我国须对不断发展的跨境生产补贴规则做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应措施。     

解读六大误区：限制中仍有机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误读与建议

在补贴政策上的过于谨慎和过于随意都是由于对补贴协议的不了解或误读造成的。在不违反世贸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补贴促进经济发展成为今后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意孤行”且“渐行渐远”——美国《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与WTO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一致性问题及我国的对策

近年来,反补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热点。笔者(2008)曾撰文提出美国对华反补贴的基本态势是"两条腿走三步"。"两条腿"是指美国适用国内反补贴法和诉诸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两种途径来处理中国的"补贴"问题。其"三步"分别是2006年之前的美国国内对反补贴措     

“为了艺术的人生”思想之形成轨迹——从《戏作三昧》到《地狱变》

《戏作三昧》和《地狱变》主人公的变化与发展过程，也是作者芥川龙之介本人内心世界的变化与发展过程。《戏作三昧》提出了“为了艺术的人生”的思想，并通过《地狱变》中良秀这一画师，描绘了一个具有“为了艺术的人生”思想的艺术家形象。“为了艺术的人生”不是简单的艺术和人生二律背反或二者择一的选择，艺术是艺术家的人生之目的，艺术家的人生应该奉献于艺术，当处于艺术和人生的二律背反困境时，艺术家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了艺术牺牲人生。     

男权意识形态下女性“失语”分析——从女性主义领域解读电影《黑天鹅》

2010年由美国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指导的电影《黑天鹅》讲述了一个有关芭蕾舞的超自然惊悚心理故事。女主角妮娜是白天鹅的最佳人选,却不适合出演黑天鹅,面对可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对手莉莉,在与其激烈的竞争压力和心理折磨的交织下完成了自我蜕变,成功出演了黑天鹅。立足于女性主义领域,以女性视角来分析影片展现出的男权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失语状态。     

雨声如鼓催花发，何时莲开千百枝？ ——《SPS 协定》下“等效承认”规则缺陷 与因应之策

世界贸易组织下的《SPS协定》、《等效决议》以及CAC、OIE、IPPC制定的对等承认准则共同构成了SPS措施等效承认机制。但这个机制缺少法律约束,也存在相关方之间权利失衡、等效承认时限不清等问题,这导致国际SPS措施的等效承认的实施陷入困境。国际SPS措施的等效承认是消除贸易技术壁垒的重要途径。世界贸易组织应重视完善SPS措施对等承认机制,以更好地推动世界贸易的发展。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性质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自其运行以来,既以其专业高效广受赞誉,又因其程序设计的冲突和裁决执行的效果引发批评。将"就DSU的改进和澄清"列入正式议程的多哈回合至今未果。专家组的临时性、争端解决程序透明度不足、补偿和报复的不溯及既往、报复的效果不足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到底仅仅属于技术性的缺陷还是根植于机制自身的法律性质,首先涉及到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法律性质的廓清,同时该问题的解决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更好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法律规则与政治逻辑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通过条约的方式明确中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使两国重回沟通对话的轨道。协议第七章所设立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成为中美双方充分履行协议的制度保障。它通过对适用范围和机构设置与协议履行的高度绑定,使协议项下的遵约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本质上实现了混同。协议项下的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封闭性、逐级性和快速性的特点,服务于协议充分、及时的履行。对比中美与其他国家签署的FTA,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述特点主要表现为:最大限度地避免第三方机构对协议相关争端作出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判;最大限度地赋予中美双方对于评估争议和采取行动的自由裁量权。结合中美贸易战的历程和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背景来看,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是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双方博弈模式的在法律上的延续。决定一部自主履行协议命运的主要变量是缔约方对己方利益诉求的判断,以及缔约各方的实力较量。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中美之间摩擦依然不断,而新冠疫情为双方履约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但从目前为止的中美双方有关行动与表态来看,中美双方仍然认为继续履行协议的获益大于停止履行协议的获益。     

试论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之一,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如何适用法律意义重大。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看法。学说争论与DSB复杂实践表明,现有的DSU法律适用制度缺乏可预见性,故设想建立由指导思想、核心条款和辅助规则三部分组成的法律适用制度。     

TPP协定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评述

本文在回顾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由来和演进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TPP拟定中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的条款。本文在结合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践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应该尽早参与TPP的谈判,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以便协调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立场。     

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方行政机关决定的审查标准

WTO争端解决机构往往要对国内行政机关的决定进行审查。《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协定》(DSU)第11条要求专家组对案件进行客观评估,但除了《反倾销协议》第17.6条之外,WTO法律条文并未明确规定专家组的审查标准。本文将梳理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审查标准的认定,指出审查标准具有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而变化的特点。专家组在审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与贸易救济措施相关的案件时趋向于审查一切相关因素,并审查成员方的决定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但在处理涉及与《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SPS)风险评估相关的决定时,往往趋向于尊重成员方的决定。根据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目前尚未存在统一的"审查标准",但未来的"审查标准"可能具有如下三个特征,即充分性审查、综合性审查和特殊性审查。本文还将从"审查标准"的角度,对中国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出相关建议。     

WTO知识产权争端解决实践十三年:回顾与评述

WTO成立后,其争端解决机制获得普遍赞扬,也因此掩盖了一些内在问题。对WTO知识产权争端的实证研究表明,至少在本领域,权力导向仍在起作用。作为乌拉圭回合产生的新协定,《TRIPS协定》并不完备,在非违反之诉的适用、WTO与WIPO的合作与协调等体制性问题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知识产权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也彰显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普遍存在的参与问题。     

Dispute Settlement at the WTO: Impacts of a No Deal in the US‐Brazil Cotton Dispute

On the day before Brazil was to start imposing retaliatory sanction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case regarding unfair domestic and export upland cotton subsidies, the parties have reached a preliminary concession aimed at settling this eight‐year‐long trade dispute.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economywide impacts of a no deal with specific emphasi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taliation in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As awarded by a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 Brazil would have been entitled to $591 million in retaliatory sanctions in goods sectors and $238 mill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anctions. We find that retaliation by Brazil would have led to welfare gains for all countries except the United States. Most importantly, however, had Brazil not been allowed to retaliate in the form of suspen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impact of trade retaliation alone would have been negative for both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ase of shooting oneself in the foot to shoot at the other person's foot.     

试析WTO争端解决中的举证责任规则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其解决争端的实践,针对不同类型的争端发展出了不同的举证责任规则。即在“违法之诉”中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和“优势证据”规则,在“非违法之诉”中确立了申诉方负“详尽的举证责任”规则,在涉及援引例外条款进行抗辩的案件中确立了应由主张“肯定性抗辩”的一方负主要举证责任的规则。该套通过裁决发展起来的规则体系虽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发挥着“判例法”的作用,指引着当事方的举证活动和专家组的裁判。     

论WTO法律体系中的“出口限制”规则

出口限制是WTO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WTO在原则上是禁止使用出口限制的,但WTO也规定了若干例外,只要符合这些例外情况,成员方可使用出口限制。自1995年加入WTO的成员方在入世时就出口限制作出了承诺,这些承诺也构成了该成员方应遵守的规则。中国与欧盟围绕着焦炭之争而引发的出口限制问题使我们有必要了解WTO的有关规则和中国在该问题上的承诺。本文就上述问题展开论述。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the WTO: A Brief History and an Evaluation from Economic,Contractarian and Legal Perspectives

Any rule‐based system has to include a mechanism for the enforcement of its rules and a means for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bout alleged violation of rules.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concluded in 1947, and its success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that subsumed it in 1995, embody rules govern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as specified in various agreements that their members have entered into over time. Naturally, both had 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DSM). It was a primarily political one in the GATT 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a largely legalistic one in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that established the WTO.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evaluation of the two DSMs and examines their efficiency based on appropriate criteria. It views them from three alternative and overlapping perspectives: political‐diplomatic, legal‐economic and social. It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unresolved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WTO's DSM and the prospects of resolving them in the ongoing Doha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