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垄断性并购的类型及我国的反垄断控制

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可能导致外资垄断,应当对外资垄断性并购行为进行规制.本文在分析了当前外资垄断性并购的类型及其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反垄断的控制措施.     

外资垄断性并购的类型及我国的反垄断控制

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可能导致外资垄断,应当对外资垄断性并购行为进行规制。本文在分析了当前外资垄断性并购的类型及其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反垄断的控制措施。     

试论我国境外的企业并购事前申报制度的构建

境外的企业并购事前申报制度，是指发生在本国领域之外的外国企业间并购，只要该行为对本国的市场产生了限制竞争的影响效果，那么从原则上讲，该并购就成为了事前申报的对象，并购当事方应该向本国的反垄断主管机关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使其能够判断该项并购是否将会形成垄断及实质性地限制国内市场竞争之效果。也就是说，当外国企业在本国拥有营销业务，并对本国的相关市场产生影响时，则该项企业并购不仅会成为行为发生地所在国以及当事企业的国籍国的规制对象，而且还将会成为受其影响的数个国家的规制对象。这项制度旨在方便企业并购反垄断主管机关判断境外的企业并购带来的影响程度，从而做出是否准予并购的决定。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我国的反垄断控制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不久的将来,跨国公司并购内地企业将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这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垄断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本文首先就跨国并购造成的产业控制进行了分析,进而介绍了当今欧美等发达国家反垄断的政策,最后就如何规制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的并购活动,从而消减其垄断控制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反垄断法视野下的银行业并购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并购渐渐融入国际化,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日渐引起关注。垄断即是银行并购所带来的副作用之一。我国2007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对银行并购垄断问题架构了一些规制措施,然而,与国外先进反垄断法律制度相比,仍存在诸多局限性,亟待相关配套法律的出台,以完善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问题。     

企业并购管制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企业并购是企业通过外部合并、兼并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并提高竞争力的途径，在并购的同时也导致生产集中并具有潜在的反竞争效果。因而并购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垄断法律管制的主要对象。新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问题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和争论。     

德国对企业并购投资的法律管制

本文重点分析了德国规制企业并购投资行为的基本法的演变,阐述了该国规制并购投资行为的实质性标准、监管程序与机构设置,揭示了该国对外商投资及并购企业法律管制的主要特色.同时认为,认真研究德国在企业并购投资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实践经验,不仅有利于我国健全企业并购投资的法制管理体系,对国内企业并购和外资企业并购活动进行有效监管;而且有利于我国正确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跨国并购投资过程中规避法律风险.     

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及工具创新研究

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商务企业采用算法定价会明显提高合谋的可能性和可实施性,具有较大的价格合谋风险,因而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学理上,尚待明确的问题有:算法定价促进合谋的内在机理和类型化机制;如何创新反垄断执法体制以有效规制自主学习算法;在反垄断事后执法无效情况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实行事前规制等。研究表明: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宜坚持分类治理原则,采取事后反垄断禁止为主并辅之以事前规制的政策组合,反垄断政策工具创新应主要针对自主学习算法合谋。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政策需重新界定构成非法合谋的"协议"要件,明确当事企业的主体责任,重在采取以"软执法"为主的反垄断执法体制。事前规制政策应坚持"基于设计来遵守法律"的原则,强化算法审查机制和审查能力建设,并将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作为重点。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含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对跨国并购的单向作用机制。其中,经济性规制对跨国并购产生显著影响;而社会性规制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不显著。现阶段适度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不会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产生实质性抑制作用。     

略论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

文章阐述了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两大反垄断规制模式,并分析了当今世界反垄断规制对象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应选择行为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分析的现实选择

同并购、战略联盟一样,分析是企业进行战略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实行反垄断政策的现实选择。     

日本对企业并购投资的法律管制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尤其是与美国相比,日本对企业并购投资的法律管制独具特色。认真研究日本对于企业并购投资的监管法制,对我国正确利用跨国并购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同时遏制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增加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别国企业成功的概率,有效规避跨国并购投资中的法律风险;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规范企业并购行为的法律体系是有借鉴作用的。一、日本规制企业并购行为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日本对企业并购行为进行规制的主要法律,它不仅调整着国内企业的并购活动,而且还直接影响跨国企业的并购活动。1947年4月,美国帮助日本制定了《关于禁止…     

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的平台经济监管研究——理论分析与中国的模式创新

2018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掀起了一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热潮，政府行业规制机构参与其中，单独或协同监管平台运营商的反竞争行为。学术界对这种以行业规制代替反垄断执法的现象，是否会妨碍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建立、削弱反垄断法的权威性等问题存在争议。本文从反垄断监管实践和平台经济特性出发，分析了行业规制机构监管平台经济的原因、优势和弊端，并以加快建立平台经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为目标，构建了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金融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集团相关行为调查、处罚和救济的实践，是中国政府监管平台经济的模式创新，也证明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企业并购控制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在2005年,倍受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几经修订,将要提交全国人大通过。其中,企业并购控制制度是反垄断法的核心问题,也是立法争议的焦点,它将直接关涉到国内外企业的切身利益,并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企业并购,尤其是其审查制度进行合理规定。一、有关反垄断的国外立法1.有关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西方各国的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经济垄断行为。其…     

关于运输产业中的反垄断与规制问题的探讨

垄断就是国家或企业独占市场资源,反垄断就是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进行干预的手段。而对我国运输产业而言,垄断的现象还十分严重,而如何进行反垄断和对这种情况进行有效的规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本文结合《反垄断法》和对我国运输产业的认识,谈谈对反垄断和规制问题的一点看法。     

反垄断法下企业并购绩效形成机制研究

该文基于反垄断法视角,提出了企业并购绩效的反竞争效应理论,推演了垄断势力影响并购绩效,以及竞争强度与研发密度在其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有助于企业并购决策、政府反垄断监管,也有利于产业振兴下企业并购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产业竞争态势影响的评估。     

略论政府规制与外资并购——基于技术转移和市场结构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政府参与外资并购的古诺模型,论证了政府规制外资并购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负效应和东道国市场结构调节的正效应.指出我国政府在制定外资并购的规制政策时,需要综合权衡规制对技术转移和市场结构两方面的影响,并着眼本国具体行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规制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并购,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的主要挑战与国际经验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范围的反垄断部门都将面临来自数字平台的挑战。过去静态、单向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及判断标准很难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动态、跨界的平台经济,界定相关市场难度加大,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面对以掠夺性定价、"二选一"、跨界垄断、平台间并购、算法共谋或歧视等为代表的平台垄断行为,不仅准确判断更加复杂,争议也会更多。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范围和时机难以抉择、取证难,法律救济不及时,执法队伍建设滞后等挑战也不容忽视。这一系列挑战引发了国际上主要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尽管各国因产业发展及制度差异在规制理念和执法方式上有所差别,但都强调拓展监管思路、创新分析工具和灵活执法,并注重考虑国家利益。现行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仍然适用,但需要及时根据新问题做出适当调整。     

标准化战略及其引发的反垄断法律问题

标准化战略在市场竞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市场竞争中的标准化战略有事实标准战略与企业壤盟标准战略，但它们在实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垄断问题，为此，需要进行相应的反垄断规制。     

平台经济领域中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在利基市场上,超大型数字平台肆意并购人工智能等科技型初创企业,关停或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研发、应用项目,试图弱化乃至摆脱中小企业对自己形成的竞争约束,致使平台经济领域中垄断风险上升,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而传统反垄断法律工具运作逻辑与平台经济特性的偏离,决定了既有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框架无法有效规制平台扼杀式并购。对此监管窘境,应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程序控制框架中,完善强制申报标准、设计竞争合规措施、采用回应性监管模式;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实体审查框架中,革新反竞争能力判断规则、完善反竞争动机识别规则、以救济措施为核心健全反竞争可能性抑制规则,从而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统筹形成“内外联动、前后相辅”的垄断风险协同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