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结构差异化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以江西省集体林区的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从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户林地流转行为。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户主性别、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收入水平等家庭结构特征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农户对林业经营风险的态度及家庭收入结构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入有显著影响。户主为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趋向于转出林地,户主文化程度高、认为林业经营风险低的农户趋向于转入林地。家庭收入以非农林收入为主的农户,其林地转出量高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而其林地转入量却低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     

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分析

基于农户预期收入的现值最大化模型(CCT模型)探索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利用江西省抽样调查的743农户的信贷约束及其收入状况,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1/10、1/4、5/10、3/4和9/10分位点回归时,土地面积和劳动工日对农户的收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却不一样:对1/10分位点的低收入农户、1/4分位点的较低收入农户以及9/10分位点的高收入农户,信贷约束对其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5/10分位点及3/4分位点的回归结果显示,信贷约束对这些农户收入有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征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性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倍差法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土地征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空间差异性,为进一步完善征地制度改革提供思路。研究方法:基于CHFS2013年和201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倍差法识别了征地对农户收入的因果效应,并进一步关注了征地效应的作用渠道和空间分异性。研究结果:征地在导致农户农业收入下降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总体而言,征地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家庭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征地的增收效应在东部省份强于中、西部省份。研究结论:在征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为失地后丧失收入来源的农户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应当注重对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培训,保障农民在离开土地后依然能够妥善就业。     

集中居住对被拆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本文以张家港市为例,利用农民集中居住区100户被拆迁农户的调研数据,系统分析了集中居住对被拆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期从农户视角评估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表明,集中居住后被搬迁农户职业非农化趋势更加明显,生产生活方式已截然不同,庭院经济基本消失。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其中与集中居住无关的收入如工资性收入、政策性收入增长较快,与集中居住相关的收入如征地安置保养收入、土地流转分配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则基本持平。同时,农民的粮食、蔬菜、水电和煤气等生活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水平并无明显改善。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自山东枣庄的初步证据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先行试验区山东省枣庄市农户调查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于农户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并提供了初步的实证证据。研究表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交易和分工效应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显著较高,尤其是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但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户收入的组织化效应和抵押效应仍未显现。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区位要素与资本禀赋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根据陕西省和江西省65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运用多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区位要素与资本禀赋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选择林地利用方式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是否有收购商、是否靠近旅游区、村经济水平、木材市场价格和林业雇工价格等区位要素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农户的年龄、是否加入合作社、社会关系网络、林业收入能力、融资渠道、耕地面积等资本禀赋要素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年龄和耕地面积对竹林生产具有较大的影响;是否加入合作社、社会关系网络、林业收入能力和融资渠道对农户经营用材林具有较大的影响。     

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优化土地种植结构,进而整合农业生产资源,逐渐成为各地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江西省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会显著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提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越大,其对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贡献越大;(2)不利的地形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具有显著负效应,即丘陵山地会显著抑制农业收入的增加;(3)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越高,但其工资性收入会明显降低;(4)家庭总人口数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户主年龄会显著抑制农户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调控农村耕地资源,促进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发挥区位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引导生产经营;增强农户人力资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建议。     

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计量结果显示，人均土地资源变动、初始人收入是影响1978－1984年农户收增长的重要因素；制度资源的省区分布、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动对1984－1998年农户收入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为制定加快农户收入增长、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政策措施提供了思路。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研究

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点,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发展、实现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实现农户生活富裕的关键。本文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Fractional Probi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存在一定的生计多样化行为,但整体多样化程度不高;数字金融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从作用机制看,促进生计多样化的原因在于数字金融使用提高了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积极性,并且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其中收入结构的变动体现在农户自营工商业收入占比的增加,以及种植业收入贡献度的下降;数字金融使用不会影响农户的林业收入、畜牧业收入以及务工收入比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增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仍需大力支持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     

中国农户消费-收入结构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农户消费-收入各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户消费-收入的典型相关模型，定量判别农户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各分变量的关联作用程度及影响，为分析中国农户消费-收入的结构特点和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选择提供实证参考。     

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目的]为探索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方法]文章以2018年"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活能源"专项调查数据为依托,引入非农就业特征、抚养比和代际同住变量,运用Tobit模型分析非农就业特征、家庭人口经济特征、能源可获性、能源价格因素、区位因素及消费偏好对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非农就业特征对农户能源消费结果有显著影响;代际同住、抚养比、人均农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均对生物质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的高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经历对商品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商品能源平均价格作用则相反;不同地区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差别大且受消费偏好影响。[结论]研究表明,非农就业能够直接推动陕西农户生活能源由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向以商品能源为主转型,但家庭人口经济等特征使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转型的显著影响力以经济因素为中心产生不同变化。     

农内因素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农户风险分散的视角,构建了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决策模型,分析了农户非农就业与务农收益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农户非农就业与反映农户生产、家庭和农业政策特征等解释变量之间的Tobit模型对江西省591户稻农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风险规避型农户,农业收入对其非农就业影响呈负相关关系;政府农业技术服务也与农户非农就业呈反向相关...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分析*——以甘南州夏河县为例

［目的］探索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明确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为提高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脱贫致富能力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以地处甘肃藏区的夏河县为例,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在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活动及其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探究。［结果］（1）缺失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生计最为脆弱; 基本型农户的经济收入最低,生活最为贫困; 发展型生计策略农户无论是生计多样化指数,还是经济收入都显著高于基本型和缺失型,生活更为美好。（2）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发展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且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普遍缺乏可流动的金融资本且金融观念落后; 社会资本非常有限,且同质性较强,当农户遭遇生计风险时能够寻求的外部帮助十分有限。［结论］发展型生计策略为该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引导该地区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引导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增强其脱贫致富能力的对策建议。     

林权抵押贷款对农户融资造林的影响分析——以江西省安福县为例

以江西省安福县为例,分析林权抵押贷款对农户融资造林的影响,探析林权抵押贷款能否解决农户造林资金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缺乏造林资金,现行农村信贷供给不能解决农户造林资金问题。林权抵押贷款为农户融资提供了渠道,有助于缓解农户造林资金压力,但金融机构提供的林权抵押贷款与农户造林实际需求不符,限制了农户利用贷款投资造林的可能性。     

保护区周边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研究

资源的过度利用和依赖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性是有影响的,因此识别保护区周边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有助于保护区定位到最需要帮助的农户,帮助农户从传统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实现保护与发展的统一。本文利用湖北省、江西省、云南省14个保护区周边社区抽样调查的594份有效农户问卷,通过Heckman两阶段估计模型,判断保护区周边农户是否利用自然资源以及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区域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其中收入来源中依赖自然资源的比例为28%,食物来源中消耗自然资源的比例占42%,能源消费中自然资源的比例占27%。(2)保护区管理对农户在收入和能源支出中的资源依赖度有显著影响,表明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培训和保护区发展项目可以减少农户生计活动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度。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收入流动性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目的]考察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差异。[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农地整治模式下农户收入流动性差异。[结果](1)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实施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有明显的"上升"流动趋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农地经营面积和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初始位置对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农地整治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地整治,深化改革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管理体制,大力创新农地整治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为稳步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条件。     

林权抵押贷款需求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遂川县为例

本研究利用2011年在江西省遂川县的115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寻影响林农林权抵押贷款意愿的主要因素,对林农家庭的基本属性、土地拥有情况、年收入与支出三大类的19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生产性支出对农户的信贷需求产生正的显著影响;个体经营收入对农户的信贷需求产生负的显著影响。最后,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