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T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QR）。研究结果：（1）69.46%的受访农户对现行生态公益林标准并不满意,农户期望的补偿标准为38.54～48.29元/（亩·年）,约为现行标准的3.85～4.83倍;（2）农户的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主观认知、政策参与均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比重、政策满意度、是否享有政策对受偿意愿的作用明显;（3）若在提升补偿标准的同时制定差异化补偿,相较于新参与政策的农户,应优先提高对原先已参与政策农户的补偿,且林地比重应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研究结论：应参考农户受偿意愿,适当提升公益林补偿标准;可结合农户异质性,探索差异化补偿;加强宣传,提升农户森林保护意识和政策满意度;同时,通过公共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     

不同群体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研究——基于江西省南方集体林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择江西省南方集体林区10个县50个村的503个农户样本,分为全部农户和受偿农户2个不同群体,分别测量两组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差异。对于全部农户,构建户主特征、家庭收入、家庭资源禀赋、生态资本感知和政策参与度5个维度;对于受偿农户,构建户主特征、林业收入、林地资源禀赋和生态资本感知4个维度,分别进行定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生态感知度及政策参与度都直接影响其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于受偿农户而言,林地资源禀赋和平均收入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让林农广泛参与,加强林农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在林业生态公益林范围划分等重大问题时,要结合村及农户自身林地状况,降低受偿农户林地经营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     

农户收入分化对林地流入与流出意愿影响研究

以辽宁省409户样本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户收入分化在农户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讨论收入水平分化、收入结构分化、二者交互项对农户林地流转综合意愿、流入意愿、流出意愿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分化对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林地流入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结构分化对农户林地流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分化与结构分化交互项对农户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林地流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农户收入分化因素;做好收入分化因素的有效识别;充分认识收入分化因素对农户林地流入与流出意愿的差异影响;把握分化特征,有针对性提高林地流转意愿。     

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补偿标准是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关键问题,也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果。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满意度,反映出补偿过程中林农自身利益的需求与补偿标准之间的差异。文章基于江西省17个县市的753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满意度差异,并探究其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林农年龄、林业经营活动、是否为村干部、家庭人口数量、地理环境、家庭年收入、公益林林地面积以及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了解程度等变量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满意度具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     

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辽宁省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刻画农户职业分化在户主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别讨论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流转综合意愿、流入意愿、流出意愿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个体特征使得农户职业分化差异明显;农户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流入意愿、流出意愿存在差异化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林地流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林地流出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收入结构差异化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以江西省集体林区的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从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户林地流转行为。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户主性别、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收入水平等家庭结构特征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农户对林业经营风险的态度及家庭收入结构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入有显著影响。户主为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趋向于转出林地,户主文化程度高、认为林业经营风险低的农户趋向于转入林地。家庭收入以非农林收入为主的农户,其林地转出量高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而其林地转入量却低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     

林改后农户对集体公益林投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天保工程区武隆县、会理县和玉龙县为例

文章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与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林改后影响农户对集体公益林投入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总收入、家庭林业收入、户主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户投入意愿的选择影响显著。提出完善公益林补偿机制、搞活公益林经营机制、加强公益林政策宣传、增加农户林业收入、促进公益林建设等建议。     

林权限制、生态补偿对公益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南省连续7年的观测数据分析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成为集体林区公益林的主要经营管护主体,公益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直接决定着林业生态绩效。为保证公益林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政府一方面通过林木采伐限额管理、林权抵押贷款等政策限制公益林农户林权,另一方面又通过生态补偿缓解林权限制产生的消极影响。本文以公益林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Panel Tobit模型实证研究林权限制、生态补偿对公益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的影响,最终研究结果显示出几个特征。一是林权限制方面。相比不清楚林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公益林农户,了解该政策的农户林业管护行为发生概率显著降低18.8%;林木采伐管理政策对因变量不显著。二是生态补偿方面。相比不清楚生态补贴兑现情况的公益林农户,了解公益林生态补偿兑现情况的农户林业管护行为发生概率显著提高19.5%;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因变量不显著。依据研究结果,文中提出了加快实践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促进林区农户收入增长、及时兑现生态补贴、合理调整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等促进公益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的对策建议。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受益者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人数、家庭纯收入、对受益者是否产生影响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支付意愿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年龄、家庭总人口、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是否了解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建议:促进居民收入提高;让受益者了解保护生态公益林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建立受益者对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机制。     

农户公益林规模对商品林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

基于前景理论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户公益林规模对商品林种植结构的影响机制,着重考察了农户非农就业对公益林规模影响商品林种植结构的约束作用,并利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林地经营面积中公益林比例对商品林林地面积中用材林比例和经济林比例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与正向影响;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的农户,公益林比例对用材林比例的负向影响会减弱,农户非农就业比例越高,公益林比例对经济林比例的正向影响被弱化的程度越大;公益林建设强化了农户对采伐指标申请难度的感知,促使农户将用材林转种经济林以规避未来被划为公益林后的禁伐损失。因此,需要合理规划公益林片区,优化经营管制措施,提升公益林管护水平与用材林林分质量。     

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480位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Probit模型,识别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为: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以及林地流转年限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户主文化程度、林地块数、是否拥有林权证、林地流转政府支持度、林地流转程序便利度、是否参加林业合作组织、林地价格以及林地流转模式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农户农田生态补偿方式选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农户分化视角的实证

［目的］文章基于武汉市289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了农田生态补偿方式选择偏好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从农户分化视角探索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1）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方式有着多样化的需求,绝大多数农户偏好现金补偿方式（8131%）,208%的农户希望提供实物补偿,588%的农户选择技术补偿,1073%的农户选择政策补偿。（2）农户分化特征变量与农户补偿方式选择偏好之间具有显著性的关联度。年结余、职业类别、人均年收入与农户补偿方式选择间存在强关联关系（R>75%）,性别、年龄、是否为党员、村干部、生活开支、食物开支、年纯收入、是否参加农村医疗、养老保险、非农收入比重、从亲戚朋友获得借款从银行获得贷款等农户分化特征变量与补偿方式选择偏好间也存在较强关联关系(50% R≤75%)。（3）农户分化特征变量对补偿方式选择的影响各不相同：相较于技术补偿,农户对现金补偿方式的选择受到性别、年龄、是否为党员或村干部、生活开支、食物开支、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人均年收入、获得朋友借款难易程度等分化特征变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而农户的年龄、食物开支、是否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这3项特征变量显著影响农户对实物补偿方式的选择; 农户的性别、否为党员或村干部、家庭年结余、人均年收入、获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影响对农户选择政策补偿方式的影响更为显著。［结论］基于农户分化特征,设计差别化的农田生态补偿方可提升农户农田保护的积极性,提升农田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率。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Probit模型分析--基于福建省372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福建省372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Order Probit模型,分析了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对政府公益林政策是否满意”、“是否觉得现行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太低”两个变量显示正向显著相关,其它变量没有显示显著性,但分别显示正向或负向相关。根据计量结果,联系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私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永安市样本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研究私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林业收入占比、生态补偿满意度、生态公益林起源、树龄、营林成本和联户户数对私人所有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接受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并且提出相关建议,为制订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林改后集体公益林经营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集体公益林经营管理面临着商品林、公益林收益差异悬殊,公益林分散化经营,自然保护区集体公益林保护与利用矛盾突出,公益林补偿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关系到林业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能否统一,并直接影响林改的成效和林农对林改的满意程度。提出多渠道筹集生态补偿基金,探索公益林的规模经营模式,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体系,实施差异化补偿等相关对策。     

集体林区区位因素、林地禀赋对农户选择林业经营模式的影响

基于江西省10个林区县50个村庄50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集体林区区位因素和林地禀赋对农户选择林业经营模式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区位条件中,乡村通达度、村经济水平和人口集聚度对农户选择联户经营和股份合作经营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在林地禀赋中,林地细碎化对农户选择联户经营具有正向影响,用材林面积、竹林面积、经济林面积对农户参与股份合作经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政策制度等对农户选择林业经营模式行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农户公益林抚育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天保工程区玉龙县和会理县为例

以天保区云南省玉龙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为例,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法,取得187份有效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对农户公益林抚育需求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参加林业技术培训与否、知道公益林补偿政策与否及开展过森林抚育工作与否等因素对农户公益林抚育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在具体分析各因素后,提出提高农户森林抚育需求意愿、进一步促进公益林保护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森林碳汇价值与农户林业收入增长的分析

根据福建省顺昌县农户林业收入的调查数据,从林产品收入、林业服务性收入、林地地租收入、生态公益林补偿收入、其他涉林收入等方面对农户林业收入构成进行分析,发现森林生态效益在农户林业收入中的贡献非常小,仅占0.18%;以现有碳汇市场为参考,通过森林蓄积量换算因子法估算出该县的森林碳汇量及其碳汇价值,指出森林碳汇价值的实现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户林业生态收入、改善农户的林业收入结构;并探讨了农户森林碳汇价值实现的途径。     

地下水漏斗区城郊区农户休耕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沧州市258户农户为例

文章选取河北省沧州市城郊区258户农户开展调查,运用问卷调查法与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休耕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政策启示。研究表明:沧州市城郊区农户兼业程度高,休耕意愿较强烈,但对现有休耕补助标准满意度较低。不同类型农户对耕地休耕意愿和期待补偿方式有所差异,近郊蔬菜种植农户休耕意愿最低,远郊粮食种植农户休耕意愿一般,近郊集体企业农户休耕意愿强烈。休耕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年龄、耕地面积等共同因素,以及不同农户类型的差异性因素。     

土地流转与农户创业——基于PSM方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土地流转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纯收入和家庭消费总支出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户创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土地转出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大。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土地转出对年龄处于35岁及以下农户的创业效应比对其他年龄段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年龄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不显著。土地转出对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比对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文化程度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均不显著。因此,要以土地转出驱动转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