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度量及影响因素

本文比较分析了度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不同方法,构建了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数据库,计算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除宏观因素外,公司规模、交易价格、公司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资产也会影响控制权的私有收益。     

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控制权私利关系实证检验

本文以1994-2003年间深沪两市发生的股权转让事件为研究对象,用控制权私利水平衡量法律保护的结果和效率．实证检验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否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高的控制权私利水平,在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不同阶段,控制权私利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能起到降低控制权私利作用：1999年以前法律保护较差的阶段,投资者法律保护并没有发挥降低控制权私利的作用;但在2000年之后,法律保护逐渐发挥作用,控股股东获得的控制权私利不断降低。     

浅议管理层权力的度量

管理层权力大小的度量在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为了推进管理层权力的度量研究,本文在参考Finkelstein(1992)的权力模型的基础上,借鉴以往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选取了包括管理者是否兼任董事长、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一致性、管理者是否具有高学历、股权是否分散六项指标,以及两个综合控制权指标来度量管理层权力的大小,以此来为管理层权力大小的度量增添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实证研究

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已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和突出矛盾,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是导致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剥削的主要动因,因此,控制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中小股东权益受侵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规模就成为衡量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私有收益规模的测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侵害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制约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害行为的建设性意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规模较大,平均占每股净资产的比率达到7.5%,但从时间序列上看,2004年比2003年的水平有所下降,这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及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控制权激励双重性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基于高科技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管激励契约对技术创新的显著影响受到理论界与实践界的普遍关注,但以往研究多以显性激励为主。控制权激励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管隐性激励契约,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应从非线性视角出发对其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性进行重新审视。本文基于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运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控制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由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构成;控制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当达到极值之前,控制权激励以积极性为主导从而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具有促进效应,但超过此极值,控制权激励的消极性逐渐凸显,转而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因此,保持适度的控制权激励力度、并对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进行合理配置是提升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理性选择。     

最终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的实现机制

在所有权集中的情况下,最终控制股东可以通过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来转移公司财富以增加个人私利.并且当对投资者的保护较弱时,这种偏离的程度越大,最终控制股东掠夺的动机就越强烈.本文对最终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实现机制进行了分析.     

创始人权威、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治理转型——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

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为背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及治理后果。研究表明:随着规模扩大、参与国际竞争程度提升,传统家族权威治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引入职业经理人是我国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必然趋势;诸如国美等治理实践中频发的"控制权冲突",根源并不在创始家族的控制权让渡,而是源于权力制衡缺失引发的控制权私利;优化权力配置,形成核心控制权、一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之间的合理匹配与均衡,是实现创始家族和职业经理人互惠相容,确保治理转型成功的关键与微观基础。本文从控制权视角深化了对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解,也为化解当前我国家族企业"集体转型之痛"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     

社会资本、网络连带与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迄今为止,关于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权的研究仍然仅仅局限于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既难以深刻揭示终极股东的隐蔽性,又无法系统地定量分析终极股东控制度。基于此,本文创造性地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构建起上市公司社会资本控制链分析范式,用大股东的社会网络连带作为追溯上市公司终极股东及其控制权的逻辑起点,细致地甄别其社会网络连带关系,探寻其动员这些社会资本获取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进而成为终极股东的方式和路径,并利用这一分析范式解析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类型及其动态演变的机理。这种新的分析框架能够更为精准地识别上市公司的终极股东、测量和分析终极股东控制权,有效地弥补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的不足,从而为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权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管理者过度自信、 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

本文基于经典权衡理论, 构建了过度自信管理者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理论模型。 在此基础上, 利用年龄、 性别、 学历等个人特征数据构建了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评价指标, 并使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债务融资, 从而改变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 提高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 （2） 对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来说, 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不尽相同： 在能源、 医疗保健和公用事业行业中,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 （3）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资本结构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     

终极股东控制与债务期限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证据

现有研究证实企业普遍存在终极股东,本文利用我国303家上市家族企业2007～2009年面板数据检验了终极股东控制和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终极控制的上市家族企业,随着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增加,更愿意采用负债融资,以获取更多可控制资源,实现其控制权私利,并且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不倾向于短期债务,而更愿意采用长期债务,来实现其非金钱收益,这是因为短期债务能够减少自由现金流量,并具有外部监督效用,限制了终极控制人获取私利的机会.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制度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就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绝对控股结构的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一直存在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在股权制衡结构的公司中,大股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衡有效限制了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不同股权结构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和稳定性也存在差异。因此,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应成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手段。     

民营资本的进入对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的分析

为克服单差法存在变量内生性,倍差法对于控制组的严格要求往往无法得到满足,故文中采用断点回归的分析方法,在无对照组的情形下,对我国风电产业2012~2015年的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发明专利数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民营资本的进入对我国风电产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短期看,民营资本的进入对我国风电产业规模与技术效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正面作用,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另外,这一机制的推行对产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负面作用。     

我国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提出假设并做了分析。实证结果与文章提出的3个假设相吻合：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结论还表明：公司规模、托宾Q值、投资支出等都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这些结论可为我国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改善股权结构、提高公司绩效提供一些思路。     

Multiple agency perspective,family control,and private information abus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Using a comprehensive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Hong Ko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family control affects private information abus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 We combine research on stock market microstructure with more recent studies of multiple agency perspectives and argue that family ownership and control over the board increases the risk of private information abuse. This, in tur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 Family control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entive to distor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o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obtain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However, the multiple agency roles of controlling families may have different governance properties in terms of investors’ perceptions of private information abuse.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licting evidence on the governance role of family control within a multiple agency perspective.     

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

本文分析制度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将不良制度和制度距离作为隐形贸易成本的两个来源．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扩展引力模型。以153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的经验研究表明。制度质量越差，双边贸易越不活跃；制度距离对于双边贸易起阻碍作用。在制度质量变量中，影响强度较大的是市场规范程度、私有财产保护程度和货币政策：在制度距离变量中。工资控制程度距离、货币政策距离和贸易政策距离的影响强度较大．上述发现对于我国今后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幸福感、社会资本与代理成本

幸福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但较少研究幸福感对公司治理行为影响的经济后果。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在对幸福感与代理成本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次检验了幸福感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区幸福感能够显著降低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与之相反,地区幸福感加剧了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并从幸福感的社会资本视角对地区幸福感与代理成本的关系进行了解读。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企业代理成本问题的研究积累,研究结论对国民福利的公共政策和企业员工福利计划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tending private‐collective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The private‐collective innovation model proposes incentives for individuals and firms to privately invest resources to create public goods innovations. Such innov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non‐rivalry and non‐exclusivity in consumption. Examples include open source software, user‐generated media products, drug formulas, and sport equipment designs. There is still limited empirical research on private‐collective innovation. We present a case study to (1)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 case of private‐collective innovation, showing specific benefits, and (2) to extend the private‐collective innovation model by analyzing the hidden costs for the company involved. We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kia Internet Tablet, which builds on both proprietary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that involves both Nokia developers and volunteers who are not employed by the company. Seven benefits for Nokia are identified, as are five hidden costs: difficulty to differentiate, guarding business secrets, reducing community entry barriers, giving up control, and organizational inertia. We examine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management to mitigate these cost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period.     

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产业组织视角

本文基于先进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5年的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方法计算了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震荡中有所提升,东部地区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大于西部。以此为基础,基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先进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R&D经费投入、宏观经济形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科技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显著影响。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