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跨境流动人民币监管

<正>2011年10月,商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以人民币结算。这是自2009年7月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人民币汇率变动机制与境外资本流入相关性研究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是连接各国经济的重要纽带，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热点，人民币汇率变动将直接影响人民币和外汇资产未来收益率之差，因而对境外资本流入产生很大影响。在现行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境外资本流入的关系值得探讨。     

如何应对离岸金融中心在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

离岸金融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联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例如,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将总部设在巴哈马群岛,其业务活动却是从欧洲居民或其他非美国居民那里吸收美元资金,再将这些资金投放于欧洲居民或非美国居民中,该公司便在从事离岸金融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离岸金融也就是不受当局国内银行法管制的资金融通,无论这些活动发生在境内还是在境外。美国的国际银行业设施OBF）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活动等,均属离岸金融。     

资本流动新格局:变化中的中国外资策略

<正>一、目前我国利用FDI的新特点1．我国利用FDI的增速放缓近年来,随着我国吸收FDI规模的增加,FDI增速呈放缓迹象。当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其他形式的外资流入加速。2．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有     

美联储货币政策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运用STR模型就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在不同的中美利差水平下,各影响渠道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当前背景下,中美利差位于低位区间。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而宏观基本面和汇率的当期冲击效应并未发生变化,但其影响持续期显著缩短;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负向影响则有所加剧。针对这一结论,从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加强监测、分析;保持汇率稳定,妥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保持良好投资环境和经济基本面三方面提出建议,以缓解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及停止缩表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可能造成的外流压力加剧、波幅扩大等问题。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与中国资本循环结构分析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程度随着跨国公司的对外资本扩张、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扩大以及各金融主体之间依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深.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分享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同时分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文章在对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趋势特征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国际资本的循环结构并提出建议.     

FDI资金流动下的政策有效性与人民币汇率政策

本文考虑到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下主要以FDI资金流动为主的现实,修正了BP曲线,并建立了一个确定性的静态模型.研究表明,我国主要针对短期资本流动所进行的资本账户管制并没有降低外部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以FDI形式为主的资本流动条件下,本币的大幅度升值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一般价格水平所产生的收缩性的影响是巨大的,采取大幅度的本币升值措施以缓解中美贸易顺差极不可取,它会沉重打击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实现,并造成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在此情况下,渐进地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或提高本国利率以遏制FDI形式的资本流入;或在本币稳步、渐进升值的同时,渐进地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确实可以降低本币升值对宏观经济所产生的收缩性的影响.     

人民币跨境结算与广东经济发展

从长远看,推进人民币跨境业务,将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并打破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发的境外资本流入,导致的外汇占款增加,将外汇储备与涉外经济活动的直接关系脱钩,从而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配置风险与银行体系稳定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本文探究如何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具体研究金融开放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7年的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银行在企业间的信贷配置风险,并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涌入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通过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银行信贷配置风险,降低了银行体系稳定性。有别于FDI资本涌入,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是产生国际风险承担效应、增大银行风险的主要类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缓解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本文加深了对跨境资本涌入、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和银行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为跨境资本涌入如何影响银行稳定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我国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冲击都具有重要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周期研究述评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无法解释国内偏好(Home Bias)和资产异质性(Idiosyncratic Asset)问题,因而无法全面阐释金融危机时期国际资本流动。通过大量文献将投资组合理论引入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ODSGE)模型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与此同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从一阶矩扩展到二阶矩,即由单独关注收益因素到关注收益因素并关注风险因素,构建了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波动一般性分析框架。这一新进展对于研究中国实施资本管制和构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对以上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重点梳理了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周期波动的相关研究并对之进行述评。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强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增强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集中度是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重要渠道,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和银行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强度—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第三,相比大型国有银行,跨境资本流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在中小银行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在进一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银行信贷业务,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中国不同时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比较

将2003—2012年细分为8个时间段,具体分析8个时间段内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正的国内外利差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吸引力较小;2003—2012年期间的2个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高峰是由人民币快速升值引致的;高股价收益率的持续时间较短,其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总体影响较小;正的房价收益率能够引致稳定的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入。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效果检验

通过构建包括监管工具—操作目标—最终目标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利用中国2010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数据检验监管工具对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现有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对经常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出和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全口径跨境融资管理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银行结售汇和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存款准备金率等价格型监管工具虽然难以有效调控短期资本流出和流入,但对国家外汇储备增减具有重要的影响;价格型监管工具和利差对汇率具有显著影响.相关监管工具对经常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标影响十分有限,价格型监管工具连同汇率对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标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意味着,现有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监管效果有限,需要寻求和设计新的监管工具,体现宏观总量和逆周期调控的特征;日常监管应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的作用,但在资本外逃严重等非常时期,可考虑采取外汇管理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持续性储蓄率差异与中美间资本流动的调控

持续性储蓄率差异是指两国间的储蓄率水平在较长的时期内都保持较大的差额,其国内存在着方向不同的投资—储蓄缺口。与偶然性储蓄率差异的影响效果不同,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并不仅仅会带来国内的资产泡沫,而且会在两国间形成规模巨大的资本流动。笔者通过对中美间资本流动状况的分析,研究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对中美资本流动的影响效果与趋势,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中美间资本流动调控的整体思路与方案,为我国正确处理国际资本流动,建立国际资本风险调控的政策体系等决策提供参考。     

我国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成因结构分析：2005～2008——一个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7月以来的月度统计数据,通过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从实证意义上验证了国内汇率、利率、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现实影响作用,且诸变量中,以汇率和地产价格的影响力为相对最强。据此本文认为,为了有效应对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问题,今后一个阶段,应合理引导汇率预期并努力维持房地产价格的相对稳定。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数据,运用动态溢出指数的方法,实证研究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情形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结果 表明,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和二者间的定向溢出指数均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双支柱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起主要影响;反之,宏观审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平均交互影响水平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本文契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为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支持与借鉴.     

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62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实施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大。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缩窄银行存贷利差渠道来促进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传导渠道有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均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流动性创造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