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能否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

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是新形势下国家审计的内在要求。选取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国有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国家审计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具有抑制效应，并且，国家审计通过连续监督和国家审计公告发挥抑制作用，且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在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在内部控制水平更高、融资约束更强以及“子强母弱”型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中对影子银行业务产生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审计协同机制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产生的抑制效应更显著。     

中国式金融分权何以加剧经济“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经济权力结构变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具有不容忽视的引导效应。基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管理逐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化的典型事实,根据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式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式金融分权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和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高管持股比例和地区法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激励对金融分权加剧企业金融化起到了促进作用。鉴于此,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偏向,未来需进一步规范金融分权,优化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确保金融分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效率的双重效应及门槛特征

以我国2007~2017年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实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以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及产品市场竞争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时,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会随着门槛变量的不同而改变,呈现出区间效应;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实业投资效率随金融化水平变化的敏感性更高,呈现出更加陡峭的“倒U型”曲线特征。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焦点。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研究视角切入，以2009—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董事长非正式层级和市场化水平能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3）通过区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不同类型，发现相较于媒体声望差异，社会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基于政治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不存在显著影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仅对短期金融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4）从影响后果来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导致的金融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缓解了融资约束。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微观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对企业优化董事会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均具有启示作用，也为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在资金"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下,以沪港通的实施作为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融资约束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提升作用较弱,而对地区制度环境优、套利动机强的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宏观的监管政策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作为监管层采取合理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参考.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金融业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日趋严重。“金税三期”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金税三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税收大数据，建造成一个覆盖全国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对企业投资和经营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检验“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的变化，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并且满足平行趋势检验；机制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加剧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和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     

高铁网络接入、企业绩效提升与创新促进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上市公司样本分析

本文将高铁建设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研究2007—2016年高铁站点开通对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融入高铁网络后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绩效,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此外,以城市历史上明代驿站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结论也未有改变。（2）分样本机制验证结果说明,高铁开通对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强、更显著。（3）中介模型的回归结果说明,高铁开通对企业科研人员具有集聚作用,并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绩效。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ESG表现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机制与效果检验

以ESG兴起引发企业价值理念变革对抗股东至上主义催生的金融化现象为研究背景，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研究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及经验证据。实证检验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引导创新投资、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强化外部监督等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者自利行为削弱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较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发挥抑制作用。鉴于此，应积极发挥ESG软监管作用，倡导变革企业价值创造观念，引导企业“脱虚返实”，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管理者能力、企业数字化与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背景下管理者能力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即当管理者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管理者能力会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管理者能力处于高水平时，管理者能力反而会显著抑制内部控制质量。为解决这一悖论，本文引入企业数字化这一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不仅对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且能显著调节高管理者能力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     

创新企业预算管理探析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青松建化”）是一个综合型工业企业，自2004年以来，集团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并实施了“以资金收支预算为手段，以收支两条线为原则，以各类定额为基准、以提高资金效率和防止财务风险为目标”的企业全面预算制度，随着预算制度的创新，企业价值不断提升。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金融化倾向，实体企业金融化将对数字技术赋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数字技术赋能；在调节效应方面，现金持有弱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融资约束强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相关文献，改善了数字技术赋能的量化方法，也为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

企业金融化在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学者对企业金融化在审计领域的研究关注较少。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即企业金融化通过增加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审计质量;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具有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且连续审计中,其能更好地利用内部控制以应对企业金融化带来的风险;内部控制五要素中内部监督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而内部环境、风险评价、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均未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质量领域的相关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边界,同时也为推行建立健全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创新双元视角

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双元视角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在不同内外部环境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强,对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则会减弱;客户集中度高缓解了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而财务柔性削弱了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水平波动区间,在这一区间内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小,但无证据表明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此外,金融化还会通过抑制创新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发挥深远的间接影响。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持续性影响机理研究

文章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创新持续性;创新资源侵占、管理者过度自信和短期收益是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持续性的中介变量,创新资源侵占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二者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短期收益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遮掩效应.     

减税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脱实向虚

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脱实”“向虚”两个角度,探讨减税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缓解企业“脱实向虚”,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管理层持股和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减税激励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企、低政府补助水平的企业中,减税激励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减税激励对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趋势缓解更明显,对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调整税收方针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委托理财会导致企业“脱实向虚”吗？

近年来,大量非金融企业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趋势。使用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作为企业金融化的表征变量,分析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投资委托理财这类周期短、灵活性高的金融资产,会促进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分析显示,委托理财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此外,当企业外部环境更好、内部治理水平越高时,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鉴于此,对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监管部门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而应针对不同的投资标的设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ESG表现、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给企业降本减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企业绩效水平，确保环境、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ESG实践成为大势所趋。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表现、投资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虽然我国企业ESG表现水平偏低，但提升ESG表现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绩效，环境表现的作用效果更显著，且具有累积效应。（2）投资效率的提高对ESG表现提升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3）ESG表现水平的提升对非东部地区、污染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对此提出：企业应加强ESG实践、政府要加快ESG制度体系建设、投资者应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并追随绿色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