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的外汇风险及完善途径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推进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日趋活跃.继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之后,东盟国家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经济体.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进程中,潜藏着诸多外汇风险与问题,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由此,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所面临外汇风险的表现,随后深入探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外汇风险发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完善途径.     

为何大批中国企业在开曼群岛注册

开曼群岛是英国的海外属地，位于加勒比海北部，面积259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万，经济以金融和旅游业为主，是全球第五大金融中心和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与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并列为全球三大离岸公司注册地。2014年，我国有110家企业在开曼群岛注册，直接投资额达87亿美元，在我国对外投资目的地中居第2位，来自开曼群岛的对华投资企业111家，投资额达13亿美元，居第10位。     

企业走出去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取得一定的进展,截至2010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了3100亿美元,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6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租赁、商务服务、金融业、采矿业,中国对外投资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在周边地区,大概70％左右在亚洲国家和相关地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理清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区域、产业、主体等角度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现状,发现存在投资规模与经济总量尚不匹配、投资产业结构和行业布局失衡、投资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剧、投资地理区域空间分布不均,以及国内不同经济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出继续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降低投资风险、促进投资区域多元化等建议,以期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提供理性引导。     

浅谈跨国公司避税问题的治理——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背景

避税问题的出现和反避税状况目前我国对外投资逐年增加，新浪、网易、金碟、联通等中国企业纷纷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等避税地注册离岸公司，然后再以外资身份回中国内地投资，享受三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内地企业先注资到注册在避税地的公司，然后将这些资金算做投资再汇回中国内地，和原企业合资，从而享受三资企业的优惠待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评估:综合评分法及应用

本文构建了包含微观因素的对外投资环境评估的综合评分法。运用该评分法对商务部网站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的165个国家的12项投资环境因素打分,并按总分高低对应投资环境进行优劣排序。其综合评分和排序结果具有建设性,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特点,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选择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控有参考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及对策研究

基于阐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企业规模小且投资总额少、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以及投资区域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并提出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国际形象;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等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一定发展,但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尚存在投资动机不明确,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和行业分布不平衡、投资主体过于集中、缺乏政府积极引导与监管以及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提高我国企业整体素质及外商投资企业准入门槛,加快对发达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投资.强化政府作用,完善金融体系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好发展.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及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高风险问题备受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总体呈现出发生频率高、资金规模大、风险高发行业相对固定和区域集中度高等特征。从风险类型看,东道国政治风险、恐怖袭击、保护主义和社会文化风险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为保障对外直接投资利益,中国应着力构建系统化的风险防控体系。     

亚洲“四小”对外投资的三大热点简析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亚太地区新的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以及处于转型期经济的结构调整,亚洲“四小”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大,东南亚地区、苏联与东欧及中国内地则成为它们投资的三大热点,日益为世人所瞩目。一、第一大热点:东南亚地区亚洲“四小”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六十年代前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转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     

开垦拉美农业沃土

伴随着中国和拉美贸易的跨越式增长,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也迅速增加。2010年是中国对拉美投资快速增长的一年,从流量看,达到105.4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占当年中国对外投资总流量的15.3%;从存量看,达到438.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13.8%。拉丁美洲已是仅次于亚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且技术水平比较发达的九个国家(地区),利用我国和九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母国和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直接投资到这些国家(地区)所产生的逆向技术外溢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给母国带来正的技术外溢效应,只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吸引外资而言发展缓慢,因而其技术外溢效应相对较低。     

“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均值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50个亚欧非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非常显著,欧洲发达国家普遍高于亚洲和非洲国家,中亚、南亚、东欧和非洲是投资便利化亟待改善的重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双边投资协定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税负水平、距离成本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商业投资环境对促进投资增长贡献最大,东南亚为投资潜力最大的地区,投资便利化的改善对亚洲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投资增长的空间更大。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问题及对策

对外投资区位的选择与企业甚至国家的经济利益及经济地位息息相关。目前,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域的主要因素有企业竞争优势、市场需求潜力及资源互补等。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发展较好,但与我国整体实力和经济状况并不相符,还存在选择投资的区位过于集中、投资行业结构不均衡等问题。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时,应综合考虑所投资地区的区位、市场、资源等因素,根据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选择相应的投资对策,以有效提升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我国企业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国别(地区)选择——基于产品内分工实态的研究

一、东亚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区位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的统计数据,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为:拉丁美洲64.7亿美元,亚洲43.7亿美元,欧洲5.1亿美元,非洲4亿美元,北美洲3.2亿美元,大洋洲2亿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特点分析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成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8年,我国共批准境外企业5660多家,协议中方投资额63.3亿美元。投资市场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海外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年均增长都在50%左右。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方式、经营规模、投资行业、投资区域等方面都有了较大飞跃,并逐步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点,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性企业与生产性企业相结合,多种投资方式、多个投资领域、多个目标市…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中国企业ODI在欧洲的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和结构不断优化,现选择长期以来与中国有着良好经贸关系往来的主要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该区域的发展现状、行业及地区分布、投资结构及影响因素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选择、投资领域以及经营范围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9—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投资决策和投资强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投资概率和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两条渠道促进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低外部融资依赖度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基于投资动机的研究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开展商贸服务型及研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当地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肯定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对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