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与区隔: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基于CGSS 2010的数据分析

以住房消费为基本视角,通过对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CGSS 2010)的数据分析,描述和分析农民工的住房消费现状,探讨住房消费这一变量纳入阶层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阐述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与住房消费之间的相关性。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即住房产权归属、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居住支出的比例越大,其阶层地位的认同越高,其中,人均居住支出与阶层认同的关联性最密切。     

政府财政支出与创业行为——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有序概率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支出规模对提高个人创业概率的作用不大,财政支出规模的量的扩张并不能有效提高个人创业的概率;能够能降低创业者资金约束和提高个体创业失败后风险承担能力的财政支出,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创业概率;财政支出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与对总体创业的影响差别不大.因此,要提升财政支出政策的创业激励效应,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将是首要的选项,而且应该加大对“机会型”创业的支持力度.     

创业促进就业的微观证据及影响因素——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年鉴城市层面的数据,计算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创业率,然后与CGSS 2010-2012年微观个体数据进行匹配,构建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城市创业率对微观个体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创业率的提升,可以提高微观个体就业的可能性,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创业率,微观个体就业的可能性就增长0.2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创业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选取了CGSS2010-2013年数据中的创业者样本,研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于创业者雇用员工带动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性别等个人因素对创业者带动就业影响显著;家庭经济收入、母亲创业情况等家庭因素也显著影响创业者带动就业。     

高房价与城镇居民创业*——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往有关高房价与创业的研究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基于2002年和200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分析了高房价对城镇居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房价能够提高中国城镇居民的创业概率,负担房贷会降低城镇居民创业的可能性,高房价刺激的多为自雇型创业,对老板型创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由于促进的大多是自雇型创业,所以不能高估高房价对创业活动的激励作用,在未来鼓励大众创业的过程中应该着重考虑其他制度性因素。       

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创业活动往往离不开跨部门合作,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对社会创业的影响。通过匹配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GEM)和其他宏观数据库,本文构建了包含36个国家51448个个体的跨层分析数据,并从创业认知视角研究了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部门工作经历能够通过认知调动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增强个体社会创业机会识别的敏感度和提高社会创业机会开发的能力,从而促进其社会创业选择;在制度质量较低和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跨部门工作经历对社会创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部门工作经历的组合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有所不同。个体创业认知和制度文化共同决定了社会创业选择,这一结果不仅丰富了社会创业选择的前因研究,也为相关社会创业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农村劳动力个人禀赋对其创业行业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福建沙县的数据

利用来自针对已创业的福建沙县农村劳动力所做调查的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县域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禀赋对其创业行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禀赋对其创业行业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文化程度、技术技能培训情况和县域特色经济等后天禀赋对农村劳动力的创业行业选择的影响最显著。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     

女性创业进入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创业合法性的调节作用——基于GEM(2013)数据

基于女性主义理论和观点,用社会层次的女性创业者合法性表征一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结合常用的个人层次变量,重新解构女性创业进入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2013年GEM发布的跨国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总体的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显著正向调节个体层次的变量与女性创业进入决策的关系。     

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民生因素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民生因素的主要因子,构建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CGSS(2010)数据对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个人工作因子、健康因子、教育因子、生态环境因子、家庭条件因子以及社会保障因子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其中,健康和家庭条件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因素次之,个人工作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此外,男性通常比女性的平均幸福感高,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比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平均幸福感高,居民的幸福感与年龄呈现"U"型的变化态势。     

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路径选择——基于广西天等县的实证分析

实践证明,减贫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增强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扶贫开发政策策略创新需要在新的减贫实践中进行优化设计。本文结合广西天等县农民创业的减贫实践,从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模式创新、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创业环境优化、农民创业与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体系构建等方面,探索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双向良性互动创业扶贫模式,为新时期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优化和扶贫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62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研究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从影响大小、影响边界、影响机制层层深入,剖析社会规范对创业的激活效应、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以及内在传导机制。匹配和合并全球创业观察等四大国际性数据库62个国家、5年的615116份创业数据,通过工具变量Probit回归结果发现:(1)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塑造良好、支持性的社会规范对创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3)社会规范通过促进潜在创业者感知机会、承担风险、提高技能和拓展网络四方面的中介传导机制,进一步激活创业活动;(4)社会规范对创业的影响甚至超过一些正式制度因素对创业的影响。本研究显著拓展了制度理论特别是国家非正式制度影响微观创业的发现,对通过国家制度顶层设计激活创业、优化创业结构具有重要启示。     

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创业概率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女性创业者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创业概率之间的关系。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女性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上网女性的创业概率比不上网女性高3%;高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创业概率高于低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互联网通过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女性的信息渠道等机制为女性提供了有效积累创业资源的线上途径,从而促进了女性的创业活动。     

反腐败、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基于2010-2015年创业板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5年创业板企业数据,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同时实证检验反腐败对政治关联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短期内反腐败将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对反腐败冲击较为严重但具有创新意愿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需要建立相应的支持政策,从而规避对该类企业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风险。     

大城市郊区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京市郊区(县)的实证分析

该文对南京市郊区(县)农民创业情况的全面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创业者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以中青年男性为主,以非农产业为主,以个体经营为主,收入水平约为普通农民家庭收入的2至4倍。研究还表明,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打工和特色产业集聚对农民创业的诱发、地方政策激励强度等。离市中心和工业集中区越远,农民创业比例越低;农民转移就业率越高的地区,农民创业登记率相应也高;地方政府政策激励越强,农民创业热情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