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分析

近年来,金融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金融业态发展成为金融赋能消费,服务内需扩大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及居民消费有关数据和回归分析方法,从地区和城乡多视角研究了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促进效应更多通过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传导,使用深度对居民消费促进效应还需加深;同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程度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建议从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为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保障。     

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山西省在提升地区数字化程度的同时,更要在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上下功夫,应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     

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测度与实证

基于中国2010-2019年的省级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共同富裕程度,研究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数量关系,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显著正相关,普惠金融通过包容增长、创新效应、创业效应等,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提升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子系统与平等子系统协调统一,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贡献来源于东部地区的收入提升效应,收入不平等改善相对有限.建议强化普惠金融协调收入提升与不平等改善的能力,拓展普惠金融内涵,加快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经济活动的血液,运用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解决发展不平衡是实现共同富裕重要路径之一。在构建共同富裕指标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支持创新创业促进共同富裕;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而数字化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不存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存在,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不存在。应进一步提升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因时因地制定差异化政策,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家庭消费水平吗——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评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提升了家庭消费水平,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低消费水平家庭的人均消费,增加家庭在食品、家庭设备、交通和其他方面的支出来提升家庭消费;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提高金融素养、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升支付便捷性等渠道来实现家庭消费水平的改善,且这三个机制约解释了基准效应的68.9%。数字普惠金融正向消费效应的主要受益群体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进一步分析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青年人群过度消费的概率。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关系及影响机制探究,选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银行、保险、股票、房地产和宏观经济五个维度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运用CRITIC赋权法合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采用两步系统GMM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对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抑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覆盖规模越广、数字化程度越高,抑制作用就越强,且抑制作用在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可作用于资本转移和金融发展,从而间接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理论和实证分析

碳减排对我国缓解气候问题和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数字普惠金融和能源结构调整能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撑。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际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维度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我国整体的碳排放,且能源结构能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抑制碳排放,同时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中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能源结构促进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中覆盖深度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尤为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流动性约束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缓解。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物质或文化资本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且在金融发展低水平地区作用更明显，这体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农村地区信贷约束与农业规模经营互为矛盾的现实困境出发,文章进一步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而对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两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层面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较为有限;随着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增特征。文章的政策建议是强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构建区域之间交流协作机制,以及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以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程。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关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决策。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从消费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国内需求还是国际需求的问题,并进一步讨论区域效应和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进口率,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显著差异,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降低而减弱;（3）在影响途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区域创新水平,进而有利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吗

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由于金融具有逐利、排斥的特性,这使得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缓解这一现象,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716个县域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能显著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数字普惠金融高、低水平区域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抑制作用。为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选取2011—2018年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助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助推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途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还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消费水平及传统金融等因素,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但未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和科技研发水平越过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逐步增强;教育水平越过两个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利用2013-2020年间山东省16地市的面板数据,对山东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划分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差距的城乡发展差异性。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且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抑制效果在欠发达地区表现的更为突出,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细化指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也不尽相同。因此,今后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应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地区特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数字普惠金融在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发挥最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视角

当前城乡发展协调性不足,成为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瓶颈。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通过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评估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和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地区间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未来,中国应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畅通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政府支持、普惠金融与家庭收入增长

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的数据构造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省级层面政府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合成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门限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政府支持通过发挥成本效应、预期效应和生态效应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进而影响家庭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在较低水平的政府支持下,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促进作用较弱,随着政府支持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果增强;在改变计量模型、调整解释变量滞后阶数、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较高,意味着在这些地区,较高水平的政府支持更有利于促进家庭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