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群规划响应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为我国城市群规划提供了新的契机,带来城市群规划理念与思路的转变,同时也对城市群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规划关系为线索,在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群规划的基础与约束因素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群规划中的功能定位、空间结构、同城化、城乡统筹、基础设施规划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相应的规划策略进行了学术探讨,旨在为城市群规划科学编制与有效实施提供依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国土开发经济效益和均衡性研究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土地开发失衡指数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2019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土地开发均衡性进行测度。结果：(1)珠三角城市群的国土开发规模总体差异较小。(2)珠三角城市群国土开发规模与城市经济效益整体处于协调发展阶段。(3)珠三角城市群国土开发均衡度差异较大。建议：控制严重过度开发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在指标上对于严重开发不足的城市予以倾斜。     

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评价研究——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在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新型度的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构架了新型城镇化新型度的定量化评价思路和框架。并选取我国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采用2009年统计数据,对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娄底等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结果显示,长沙、湘潭、株洲的新型度总体情况相对最好;在环境保护方面,娄底、常德相对较好;在经济发展方面,长沙的水平最高;在社会建设方面,长沙的情况最好;衡阳、岳阳均不具有比较优势。研究为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评价提供了定量化研究的新视域。     

中国新型城镇化应走多元化发展模式

目前世界已经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城镇化率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已达到52.6%,人们正处在城镇化的世界。在未来30年里,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将进入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本文从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出发,立足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结合中央和国家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走以上海、广州（和香港）、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引领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次级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等多元化发展模式,并且将3种模式同步推进、相互协调,这既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探讨

新型城镇化指面向国际国内社会经济新发展和解决我国城镇化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转变过去粗放型、环境不友好、质量不高、宜人性与社会保障性差等局面,走具有环境友好、宜居生态、社会和谐、知识支撑、具有特色的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虽然我国国家总体与省域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出台,实践新型城镇化试点也正在进行,但当前我国新城镇化发展的理论研究还十分不足。对新型城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探讨:首先,追溯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与进展,并指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与特征;其次,系统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最后,从新型城镇化方法论、城镇化理论发展新趋势、核心基础理论、推进途径四个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     

“规划”引领新型城镇化步入快车道

正日前,备受瞩目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落地,意味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正式启动。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的规划,也是中央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城镇化规划。《规划》始终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要求,指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必将引领我国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CRITIC法和熵值法综合权重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出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最后借助空间马尔可夫链和灰色关联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动态演变规律及其内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城市韧性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等级在空间上呈现“Z”型分布,大部分城市处于转型发展阶段。耦合协调等级的转移在地理上并不孤立,不同邻域背景对等级转移的影响不同。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演变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和应急通信能力等六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策略,以期为制定城市安全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及政策参考。     

基于DEA-SBM模型的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效率评价研究

首先根据新型城镇化内涵构建完善的中原城市群城镇化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含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对该区域城镇化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中原城市群城镇化效率表现一般且区域间差异明显。(2)大部分城市存在期望产出不足、非期望产出过量的情况。(3)经济基础、空间集聚水平对中原城市群城镇化效率影响显著。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在论述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职业教育在促进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阐述了职业教育如何在人力资源开发层面上促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我国城市群生态空间管制的“四分模式”

本文从诊断城市群生态系统状况出发,按照培育城市群共同价值体系、开展生态资源调查与评价、制定区域生态网络格局和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技术路径,提出制定城市群生态网络格局的要点;基于生态学的尺度理论,优化城市群区域生态空间的构成: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单元、区域生态廊道、生态保育区、城镇建成区绿地;提出"按需划片—按片定类—按类划区—按区定级",分级管制的规划管制路径,探索出我国城市群"生态需求分片管制、生态系统分类管制、生态功能分区管制和生态用地分级管制"的生态空间管制的"四分模式",得出了该模式有利于保障城市群生态空间数量,提升城市群生态系统质量的结论。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思考

文章首先简要阐述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联系。然后在总结现有保障性住房制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法制、体制、机制三个层面对保障性住房制度完善进行思考,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帮助政府做好住房保障工作。     

中国政府“企业化”调控下的城市空间企业化现象

全球化带来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大了各大城市之间的竞争,"企业化政府"的城市管治模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一味地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导致政府"企业化"现象日益严重,城市空间呈现企业化特征。通过比较分析"企业型政府"与"政府企业化"的行为模式,以城市空间迪斯尼化、城市中心商务区、门禁社区、标志性建筑为例概述中国城市空间发展中的企业化现象,总结分析中国城市空间企业化带来的问题并予以客观的评价。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建设PPP模式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需求日益增加。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分析PPP模式应用于保障房建设的优势,阐述不同形式保障房的具体适用模式,并对PPP模式的发展提出建议。PPP模式应用于保障房建设,可以使政府和企业获得双赢,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城市网络外部性是挖掘城市群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理论构建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运用空间计量的实证方法,利用2003—2019年中国12个城市群1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相比城市群外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的劳动力和技术产生更强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且城市群内部的高铁可达性可以强化劳动力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关联度可以强化技术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根据本文结论,加强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完善城市群内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群内城市间产业关联,是中国城市群未来实现城市经济协同增长的主要途径。     

The Urban Question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In Le Droit à la Ville (1968), Lefebvre projects the urban trajectory of his day into the sci‐fi imaginary of Isaac Asimov's remarkable Foundation series, recognizing the germ of ‘Trantor’ in our midst, the planet of 40 billion inhabitants where urbanization has reached its absolute maximum; all 75 million square miles of Trantor's land surface are a single city. In La Révolution Urbaine (1970), Lefebvre had already begun hinting at a new reality, not only an urban society, but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Today, four decades on, Asimov's extraterrestrial universe seems closer to home than ever, and closer to Lefebvre's own terrestrial prognostications: planetary urbanization is creating a whole new spatial world (dis)order. But how shall we reclaim the shapeless, formless and boundless metropolis as a theoretical object and political object of the progressive struggle? If the arena of politics has no discernible form, what would be the form of these politics? What, exactly, are urban politics?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think theoretically the urban ques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urban politics in our era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working through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urban in the light of recent ‘Occupy’ mobilizations.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模式合理性研究

土地财政模式是地方政府实现区域竞争、促进城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工具,具有一定时期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城镇空间的快速拓展。但地方政府过快的土地贴现,也带来了资源浪费、贫富分化、金融风险等问题,难以保障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模式不应轻言放弃,而应不断完善乃至逐步退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旧城改造建设方案评价

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旧城改造属于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解决旧城改造建设方案的选取问题,首先构建旧城改造建设方案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AHP-熵权法对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并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对旧城改造建设方案进行了评价。最后通过实例来进行论证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工程实用的价值。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苏州扩大内需机遇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党和政府在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和规划下做出的决策。苏州应该抓住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政策机遇,把握其内涵及其带来的变革,通过扩大内需来改变原来以外需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继续延续过去三十多年来经济领先发展之路。具体而言,苏州有四个方面的机遇：缩小城乡差距,提高购买能力;配套公共服务,提升消费意愿;治理环境污染,促进绿色消费;划城乡用地,实现集约发展。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遇到一些障碍：一产比重相对较高,二产劳动生产率相对不高,服务业区位受限,现代化面临挑战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建议苏州可以通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施有效的收入政策、配套相应的金融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