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高管减持同伴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高管大批量集中减持现象一直倍受市场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内部人信息优势和公司治理等内生因素对其减持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公司高管减持对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现象。同时,高管减持同伴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行业或市场地位和高管职位层级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该同伴效应对公司、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清仓式减持会引发更严重的同伴效应现象,并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本研究对内部人交易监管和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连续并购的同伴效应研究——企业研发的调节作用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连续并购是否存在同伴效应,并探讨企业研发在连续并购同伴效应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连续并购行为受行业同伴效应和地域同伴效应的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研发对连续并购的同伴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研发投入对连续并购同伴效应的正向调节,以及研发产出对连续并购同伴效应的负向调节。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经济政策环境下,行业同伴效应和地域同伴效应存在强度差异;连续并购次数不同的高新技术公司,其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调节作用表现出非对称性。     

母子公司高管纵向联结对子公司治理稳定性的影响研究——来自企业集团框架内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联结现象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尽管高管横向联结的研究已经日趋丰富,但针对高管纵向联结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借助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利用门限回归等方法,对母子公司高管联结与子公司治理结构及治理效果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母子公司高管联结对子公司CEO职位稳定性、股东利益稳定性以及价值成长稳定性具有正向影响。特别地,只有在高管联结程度高于一定门限阈值时,母子公司高管联结的存在才能够提升子公司CEO职位稳定性与股东利益稳定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差异显著地调节了高管联结程度的门限效应,即高管联结程度的门限效应在民营公司中更为突出,发挥作用所需的门限阈值更低,作用效果更强。     

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团队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稳定性对于企业防范重大风险、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高管团队稳定性的提高能够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降低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进一步地,稳定的高管团队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并购整合能力和并购绩效,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本文对于上市公司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企业的盲目并购和损毁性并购行为,提高并购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财务宽裕会助推并购吗

并购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扩张的一种主要方式,一直都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9-2018年我国A股财务宽裕上市公司,试图探索财务宽裕程度对并购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宽裕与并购行为呈显著负向关系.其中,财务宽裕程度越高,公司并购金额越少、并购频率越低,但是财务宽裕与并购类型的选择没有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发现,高管持股会加强财务宽裕对并购行为的抑制作用;并且,相比于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公司,产品市场集中度高的财务宽裕公司对并购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同时考虑高管持股和产品市场竞争的机制后发现,在产品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中,高管持股对财务宽裕公司的并购行为具有更明显的负向影响.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溢价决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主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行为金融理论和企业国际化理论等,构建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决策的基本因素,海外并购高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交纳的"学费";企业高管的自利与过度自信心理特征会放大并加剧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溢价程度;高国际化程度能有效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溢价水平。     

民营企业高管政治激励与社会责任“迎合”行为研究

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整体水平较低，并存在“两极合流”的现象。本文以高管政治身份为研究切入点，分析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迎合”行为。研究发现：①高管政治身份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的超额社会责任表现，但同时并未显著抑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存在的不足。证实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迎合倾向”，是一项“象征性”或“策略性”行为，回答了“两极合流”现象的成因。②薪酬差距激励会削弱高管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超额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薪酬激励对高管政治身份的“政府干预”倾向具有治理效应。③高管过度自信则在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超额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研究揭示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良性机制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跨国公司高管攫取了更多的私有收益吗——基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

国际化经营是企业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方式。那么,相对于没有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会加剧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吗？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探讨了跨国公司高管私有收益攫取行为。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越高,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也越高;经营风险高和财务风险低会强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引发的企业产品市场风险、高管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与海外并购行为,分别是高管进行超额职务消费的压力、机会与借口。进一步检验发现,跨国公司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披露质量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会显著抑制跨国公司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行为。     

并购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持续性研究

基于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比较研究和回归分析,探讨并购行为和并购类型分别与创新投入间的关系,以及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高,且这种积极作用具有持续性。其中,横向并购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纵向并购和多元化并购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非国有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而国有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高新技术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投入水平,而非高新技术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并购创新效应相关研究,可为国内企业并购行为提供实践依据。     

行业异质性、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的主体,企业行为直接关系到污染排放的多少与环保工作的成败。本文以2006-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2081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环境违规记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检验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从污染程度、竞争类型、行业周期三个角度检验行业异质性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违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行业异质性显著影响着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重污染行业,由于治污成本较高,高管更倾向于为了追逐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非竞争型行业相比,竞争型企业的高管更容易为了获得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成熟型行业相比,成长型企业较高的高管薪酬会显著提高环境违规概率。因此,要想从微观企业的角度促成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环境绩效,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形成企业环境行为与市场价值的有效反馈机制,让环境绩效更加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市场机制中;另一方面则要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针对行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差异化的高管薪酬制度,实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精准治污。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开放型技术双元、交互吸收能力与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

选取2008—2019年中国研发活跃度较高的4个行业269家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分析中国企业开放型技术双元能力和不同技术组合交互吸收调节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双元吸收角度对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进行比较后发现：①中国企业开放型技术双元具有显著开发型和内向型特征,企业跨国双元吸收能力不足造成组织开放型双元压力,并对企业跨国多元化经营和长期绩效产生抑制作用;②相对于技术风险、制度风险和多元化风险,双元吸收风险成为中国企业绩效提升与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互动关系的优先考虑,具有较高跨国探索吸收能力的中国新兴行业企业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而母国双元、跨国双元间交互吸收能力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③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实践表明,比较竞争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后发国家企业跨国双元吸收能力不足的缺陷,并使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多元化,反映出开放型双元吸收能力是后发国家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技术并购能够带来技术创新效应吗 ——收购公司成长潜力视角

选择2009—2017年我国A股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技术并购能否给收购公司带来技术创新效应，以及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从两维度区分不同类型技术并购以检验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结果发现：技术并购能够显著带来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收购公司成长潜力越大，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越显著。此外，相对技术进入型并购，技术巩固型并购更能给收购公司带来显著技术创新效应，而国内技术并购与跨境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跨国并购、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企业经营风险

本文基于新冠疫情爆发后跨国并购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利用全球并购数据以及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每家企业的跨国并购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企业跨国并购对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并购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为了解决偏误性问题，本文还对其进行了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进一步影响机制表明，跨国并购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率以及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解决了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卡脖子”的问题，进而降低经营风险。从异质性上看，跨国并购对降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经营风险效果更强。同时，本文还发现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加大跨国企业经营风险。因此，研究跨国并购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对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与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     

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大数据预警研究——基于Stacking集成学习

数智化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强势崛起但风险巨大,机器学习与非财务信息可为此类风险预警提供新思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2013年-2020年期间45家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56起海外并购事件的大数据,构建Stacking集成学习模型进行大数据财务风险预警因子挖掘。结果表明,stacking集成学习模型相比其它机器学习模型的大数据预警效果更好；运营能力等传统型财务指标依然是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大数据预警的首选指标,但股吧评论等创新型非财务指标也具有重要预警价值。本研究提供了Stacking机器学习与利益相关者大数据信息有助于预警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经验证据,为互联网企业、投资者、监管者等进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管控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家公司治理水平与跨境并购目标企业收益

文章分析了收购方所处国家的公司治理水平对跨境并购目标企业收益的影响.数据显示,收购方所处国家对股东权利保护的程度与目标企业宣告期收益显著正相关,而其他指标,如法律起源、债权人权利、会计准则和执法效力则对目标企业的宣告期收益没有显著影响.     

股权并购与目标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研究——以科技类上市企业为例

将股权并购分为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两种形式,据此分析股权并购对目标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作用。基于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科技类上市企业并购数据,以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实证发现增资扩股形式的股权并购能够通过现金转移为目标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渠道从而提高其创新产出。在内生性问题检验中,通过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技术验证了该结果的稳健性。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s) in China. Using all listed Chinese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as well as 4188 ​M&A deals from the period of 2001–2018, we show that Chinese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make acquisitions during periods of high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which contradicts the behavior of US firms. We further show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re less likely than non-SOEs to make acquisitions during periods of high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SOEs are less likely to use only cash for their acquisitions during periods of high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prudence of SOEs regarding acquisitions relative to non-SOEs during periods of high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Moreover, acquisitions during periods of high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shareholder wealth for acquirers, and this wealth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SOEs.     

多元化并购、资源基础与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基于fsQCA的多案例分析

为探究制造业企业通过并购实现服务化的转型路径,以2014—2018年制造企业并购服务企业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选取“基于并购的资源获取”和“并购后资源整合”两个维度的5个前因条件,讨论前因变量组合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之间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存在3条转型路径,即研发能力驱动型、财务能力驱动型和服务化经验驱动型。通过分析路径和典型案例,发现：并购标的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研发能力均能衡量服务型资源质量且二者具有替代效应;并购方财务柔性在并购后整合与服务化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购方服务化经验有助于并购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