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研究

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综合性考察,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使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及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指标,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情况,并分析了近年变化原因,提出了相关建议.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银行业风险研究

通过对实体经济,特别是非金融企业进行深入剖析,可准确判断银行业的风险和隐患。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较为突出的加杠杆问题,已在"双支柱"调控框架及强监管的政策压力下得到有效控制,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有望稳步下降。但不同行业之间仍存在差异,房地产行业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未来的债务风险尤其不容忽视。本文研究发现,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主动调整行业信贷政策来降低经营风险,但如果不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地在宏观层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在微观层面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益,则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依然可能向银行体系传导。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河北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情况调查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现状及其不断攀升的原因、梳理了河北省去杠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去杠杆的对策建议.     

新常态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的思考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一路攀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过渡,非金融企业也经历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逐步转变。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再次大幅攀升,给原本处于世界高位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如何科学控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趋于合理区间,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原因及去杠杆路径

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企业部门去杠杆又是整个杠杆去化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和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企业杠杆率不断攀高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杠杆去化路径做出了相应探索。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对策建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我国2000余家上市公司数据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了研究。200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同时利息保障倍数也有所下降。我国企业的杠杆问题是结构性的。在行业方面,工业、材料、公用事业和能源行业的压力较大;在地域方面,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压力较大;从国有和私营企业看,国有企业压力明显加大。与国际同业相比,我国非金融企业举债规模并不高,"问题"行业杠杆水平处于可控范围。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公司储蓄与中国经常账户调整--基于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微观机制检验北大核心

储蓄-投资缺口收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规模显著缩小的原因之一。基于危机后中国企业杠杆率显著攀升与公司储蓄阶段式下降的事实,本文认为,此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缩减可能与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有关。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通过降低公司储蓄进而驱动外部盈余减少的作用机制后,本文运用CSMAR数据库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这一中间机制的存在,揭示了经常账户调整背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储蓄行为。实证结果发现,不同杠杆率指标对储蓄率下降的驱动效果存在差异,相对总量负债,流动负债增加对企业储蓄下降刺激更大;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属行业、地区差异也关乎企业加杠杆驱动储蓄率下降的作用效果。总体而言,本文从微观视角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加速调整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与企业杠杆率

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是其“多元化”投资战略的主 要形式之一。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制造业企业 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能够提升企业杠杆率。机 制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通过发挥挤压效应和抵押效应进而提高企业杠杆率。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中更显著。在区 分长期杠杆率和短期杠杆率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表现在 长期杠杆率方面,同时该提升作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本文提出企业应当加大 研发创新,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政府监管部门完善系列政策避免制造业企业盲目进行房地产投资而导致“企业空心化”。     

杠杆率新规对上市商业银行信贷约束的有效性研究

为研究杠杆率新规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本文选用2004-2012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以及其他影响银行信贷指标的变量,就杠杆率标准的实施对约束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杠杆率与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呈负相关关系,杠杆率的监管要求会导致杠杆率不达标的银行信贷增长放缓;就影响程度而言,杠杆率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大于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     

银行改革对银企关系的影响

随着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已经成为业内关注的话题。毫无疑问,银行改革必定会对银企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从银行改革的背景、银行改革的内容、银行改革对银企关系的影响和新型银企关系的构建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得出银行改革将促进建立新型银企关系的结论。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银行信贷与股票价格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五变量VAR模型对我国银行信贷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股票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银行信贷的扩张,但银行信贷扩张不是股票价格上涨的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对银行信贷的调控要考虑股票市场的影响。在股票市场繁荣的时候应该通过增加股票供给、丰富投资产品等措施防止股市泡沫的扩大,降低市场对股价升幅的预期,同时密切关注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防止资金由实体经济大量流向股票市场;而在股票市场萧条的时候,放松银行信贷并不能阻止股票价格下跌,稳定股票市场的关键是增强投资者信心,改善投资者对未来股票价格的预期。     

银保协作、风险自留与银行信用风险补偿——基于银保信贷系统的分析视角

在分析风险自留的内生逻辑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风险自留实现银行信用风险补偿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银保信贷系统通过对贷款企业个体风险与事先设定的平均代偿风险的匹配性甄别,实现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分级补偿功能。针对银行超预期信用风险,先行实施银行风险拨备机制对银行平均代偿风险进行补偿,然后实施超额风险自留机制对超过平均代偿风险的银行超额风险部分再次进行补偿,超额风险自留补偿基金将由银行与担保机构依据各自的风险均衡配置阈值占比共同筹集,以此来实现银行信用风险分级补偿目标。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银保信贷系统风险自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