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

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主要包括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对象三项内容。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主要由提出没收诉讼的政府承担,政府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其证明标准采用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即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或者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并且它们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刍议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是最重要的诉讼活动。传统的刑事诉讼认识论,以客观真实为标准,对此提出挑战的是法律真实观。从客观真实角度出发,刑事诉讼分为实体证明和程序证明双重标准,从法律真实角度出发,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证明标准。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两种诉讼真实观并不矛盾,我国应以两种真实观为基础,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是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院裁判的确认,所承担的提供和运用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以避免对于己方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作为三大诉讼之一的行政诉讼,意味着对于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的一种保障和补救.考虑到平衡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功能,其证明责任的分配同其他诉讼间存在.本文从分析行政诉讼双方证明责任的承担入手,旨在研究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借贷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民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不统一的问题引起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与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相比,合同纠纷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争议不大。但是对同一案件或同一类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合议庭每个成员或一审和二审或各个法院的判决持己见已经屡见不鲜。尤其是看似简单的借贷合同等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意见很难统一。运用具体诉讼具体分析、参考国外先进诉讼制度的方法探究与论证：合同案件中,客观证明责任分配不是考虑分配给原告还是被告,而是以诉讼请求为单位,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分配的。通过验证：以上证明责任分配基准通用于各类合同案件。     

证据与证据材料——后现代视角的法理解释

利用后现代法学的视角，通过分析和区别证据材料和证据，论证二者在诉讼法上的分离。叉通过对目前几种典型证据概念学说的评析，努力从理性和非理性相统合一致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诉讼证据。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在“根据说”的基础上引入两个参数变量——证据的基本属性和证据标准，诉讼证据是指符合一定标准经法庭程序质证审查并最终使法官对案件事实形成心证的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     

诉讼中举证应及时并具有针对性

在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之下，举证具有一定的时限性，同时举证也是当事人证明自己主张事实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要及时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文中就诉讼之中举证的及时性与针对性进行分析探讨。     

论"一元钱诉讼"的经济学价值

按照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原则，对于“一元钱诉讼”应该依靠提高诉讼收费标准的办法，运用国家的诉讼成本政策加以解决。对这类案件采用不予立案、非诉讼解决模式或者进一步降低诉讼成本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许多方面的都获得了显著成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发展恶化带来的严重障碍,它一直影响着并挑战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人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环境公益诉讼已成为环境公益的一种强有力的司法救济。中国的国家诉讼法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但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需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护。本文通过简单分析中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异同,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界定及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试论证据真实、充分的科学审查与判断

证据是诉讼法和诉讼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证据理论也往往被认为是全部诉讼学中的中心理论。所谓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界定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诉讼费用承担

派生诉讼费用承担的设置应力图达到中小股东与公司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首先,明了合理分配派生诉讼费用的价值,即达到公平公正以及效率的价值目标。其次,对派生诉讼费用应由哪些主体来承担作了界定。第三,将非财产案件的受理费用标准适用于派生诉讼案件。最后,设想了何如确定诉讼结束后原告股东的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的范围。     

诉讼失信行为的程序规制

正一、诉讼失信行为的分类及界定标准(一)诉讼失信行为的分类有观点将诉讼失信行为分为4类:(1)提供虚假证据;(2)诉讼突袭行为;(3)滥用程序性权利;(4)利用非法手段获得法官的偏向和袒护。笔者认为,这样分类并不能充分反映诉讼失信行为的阶段性特征和涵盖其多种表现形式,如提供"虚假证据"既可以发生一审起诉时,也可以在开庭或上诉审中。而应根据诉讼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分类比较适宜。按照诉讼在启动阶段、审判阶段、执行阶段来区分,诉讼失信行为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类:1.在启动阶段的虚假诉讼行为。主要发生在案件起诉立案时,部分     

表见证明在学生人身伤害事故诉讼中的适用

表见证明是依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法则来推定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不涉及实体法上的规定,只是在诉讼中对经验规则适应的评价。在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中引入表见证明,可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保护弱势学生一方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高了诉讼效率。在诉讼中,法官也要充分保障学校对表见证明提出反证的权利。     

经营判断规则在有关董事注意义务案件中的应用——由爱尔森诉李维斯一案引发的思考

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董事负有注意义务,并借鉴了国外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把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股东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代表公司对董事提起诉讼的制度写进法条。但是,无论是对注意义务的行为标准,还是违反该义务的具体表现、抗辩事由等,法律都未予以明确规定。以美国法院的一则判案为例,借以将在美国与股东派生诉讼形影相伴的经营判断规则作以探讨,建议我国在未来的有关董事注意义务案件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将经营判断规则纳入考量范围,使其审判依据更为全面,审判结果更为公正。     

试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学术界对该标准的确定持有不同的观点。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采用的是“内心确信”的标准；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证明的标准；在我国国内也存在“客观真实说”与“事实真实说”的强烈争论。笔者通过分析各种学说，并结合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认为应将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证明的标准。     

论我国反性骚扰的法律制度瓶颈

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反歧视法，而是将反歧视条款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反性骚扰问题在2005年修改的《妇女权利保障法》中对做了原则性规定，在个别地方立法中也有所体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性骚扰案件在诉讼中多以失败告终。终究其原因，是与我国现阶段反歧视法立法的缺位，与“性骚扰”概念的不明确，与诉讼制度中证明标准缺乏适应性骚扰案件实际特征的相应调整大有关系。笔者将结合近年我国发生的性骚扰案例，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于解决此问题存在的瓶颈。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诉讼的创新与评价——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有关证券侵权赔偿规定评析

我国证券侵权诉讼的司法解释确立的诉讼形式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上的代表人诉讼存在诸多不同,是对代表人诉讼的变通适用,包括取消了代表人诉讼的人数限制、对代表人诉讼进行分割组合、扩展了代表人的权限、取消了立案阶段对诉讼形式的要求等四个方面.以上变通措施具有合理性,可以作为我国改革代表人诉讼的参考.     

论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公益的有效途径。文章首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涵义进行了论述,然后分析了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原告资格、损害认定、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等方面对环境公益诉讼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建立起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诉讼证据属性的分析及展开--以诉讼程序为载体

我国学界一般认为证据的属性包括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三属性的内涵对司法实践缺乏具体指导。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证据属性的考察在诉讼程序中进行，并确立了以诉讼证据的证明能力(相关性)和证据能力(可采性)为基础的证据规则，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因而有必要将证据属性的考察纳入到动态的诉讼程序中进行，并借鉴外国证据规则的合理因素，为证据立法时制定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证据规则提供概念基础。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问题研究

标准必要专利在标准与专利的整合中应运而生并提升了知识经济效能。但是，专利标准化的同时也扩大了专利权人在相关市场的支配力，很容易产生专利权滥用行为，如不公平高价许可、不合理搭售、无正当理由要求反向许可等。以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切入点，以高通案为例,分析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问题，针对反垄断法体系，从立法与执法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反垄断行政执法和反垄断诉讼提供借鉴。     

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产品缺陷与改进对策研究——以专利执行保险为例

由于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在我国处于试点阶段,在"政府引导,中介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推广模式下,相关保险产品的保费多以固定标准进行计算,并未全面考虑投保专利面临诉讼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专利诉讼的发生与专利类型以及有效期都有明显关系。因此,专利执行保险的保费计算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收费模式,而应对投保专利的类型和有效期加以适当考虑。其中,保费的计算应该以影响专利诉讼发生的风险因素为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