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创新投入门限效应研究

在经济增长依托于创新驱动的新时期,采用熵权topsis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水平指标,结合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创新投入对金融驱动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创新投入对金融驱动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且存在边际递增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并不存在该门限效应,同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发展存在差异性,因此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提升创新投入会减少这种差距。     

进口“近邻”与集群创新：成本追逐还是质量竞争？

中国经济长期“外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对于制造业产业集群,微观企业创新动力无法转化为集群整体创新合力。以集群内部“行业内企业间” 研究视角切入,采用“近邻效应”模型深入探求邻居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对群内同行企业创新传导路径,结论发现：邻居进口对同群企业创新影响存在“成本追逐效应” 和“ 质量竞争效应”,中间品进口质量高低影响企业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质量竞争效应” 的创新溢出可通过一般贸易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与市场规模渠道实现;有为政府持续创新激励和市场化导向制度改革有助于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及创新“量质齐飞”。     

基于供应链视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实现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立足供应链与“双循环”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度揭示供应链促进“双循环”的形成机理,即通过锻造供应链的韧性,提升供应链的柔性,促进国内大循环;通过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实现“双循环”的互促协调;通过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优化国内大循环的质量,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进而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基于供应链的新视角,通过供应链跨境协同将由需求侧、供给侧、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所形成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机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套、互促协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完整理论框架。最后,基于供应链视域提出助力“双循环”实现的具体路径。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反思与实证检验——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

本文基于最新的"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及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重新审视和反思现有农村金融理论和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实践,将农村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培育农村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并鼓励创新和创业作为评判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作用的重要标准。基于200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新一轮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对于农村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农村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支持仍显不足。最后,本文提出未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和突破口。     

中国企业出海“航母”模式：泰中罗勇案例研究

建立海外工业园、打造企业海外经营的“航母”，正成为本土企业构筑全球价值链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异域经营环境的“航母”模式，具有节约交易成本、风险规避、快速学习、规模递增以及贸易便捷等多种优势。文章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分析了“航母”模式的资源基础、组织网络、运行机制和能力架构，形成“航母”的实体资源能力、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协作能力以及“航母”平台与栖驻企业之间的边界决策能力。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了“航母”模式的“高集聚、本地化与合法性”三大动态构建路径与潜在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丝绸之路”国际规则体系逻辑架构——以实体化“一带一路”实践为鉴

“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赋能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在“一带一路”建设由项目导向到规则导向的转变下，进一步健全国际规则体系已成为“数字丝绸 之路”建设的主要目标。对此，以守正思维和创新思维回溯实体化“一带一路”法治实践经验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承继实体化“一带一路”的法治价值、治理原则、路径选 择；另一方面，更新适应数字贸易模式、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处理数字经济纠纷的规则。鉴于实体 化“一带一路”规则法治实践经验，“数字丝绸之路”国际规则体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建立架构：完善以自由贸易协定和数字经济专项协定为主要载体的数字经济合作体系；加强打击网络犯罪和 网络恐怖主义、ICT 供应链风险管理、跨境数据保护等安全保障体系；构建适应数字纠纷特点的权利保障和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之际，国内40多位流通流域的主管领导、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齐聚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和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围绕“十四五”规划，构建现代流通体系，需要明确构建现代流通体系“三明确一重点”的基本要求，探讨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建设现代流通体系，需要厘清建设的思路、方式、主要内容和顺利推进的条件，研判现代流通发展呈现的融合、数字化、智能化、内外一体化、统一规划等趋势。面对现代流通体系中的线上线下关系、大数据应用创新、智能化应用、商业资源闲置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与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隐性消解

企业社会责任正式制度在很多情形下存在失灵的缺陷,回归文化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才是消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主要线索。文化传统通过共同价值观来影响企业家的道德观念和履责意识,其消解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方式是“隐性”的。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和”、“中庸”、“义利统一”、“宗族观”、“家国一体观”、“以人为本”等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困境隐性消解的非正式制度。     

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创造了增长奇迹。与此同时,我国金融体系日趋完善,私营企业家比例(企业家创业精神变量)和专利授权量(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不断增加,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以往文献就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这些研究大都孤立进行,并且极少将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纳入一个经济增长框架进行分析。那么金融中介     

环境管制、区域差异与中国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根据中国2001-2009年30个省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对包含环境管制在内的影响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基于效果衡量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基于污染治理投入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负的影响,而且企业投入在污染治理投资中的比重越高则负面影响越大。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自由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也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全国FDI工业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不高,虽然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率却呈现出波浪下降的特点,并且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间呈现从高到低的阶梯性。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合意性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文章选择2007-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结论表明：从系统GMM检验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表现为正向促进，而中西部表现为负向抑制。从门槛效应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其中，自有收入分权表明，不论其分权化水平高低，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收入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抑制作用不显著；支出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抑制作用不显著，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效应应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考察:规模、结构、技术、市场效率和环境政策。通过运用Panel-Data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2000-2006年工业污水排放进行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技术效应和市场效率效应则减少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污染,但增加了中部和西部的污染。总的来看,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效应对东部有积极的影响,对中部和西部则有负面影响。     

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的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研究

立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研究不同市场一体化阶段数字贸易发展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从机理上看，数字贸易通过创新供给和创新需求，驱动消费升级。将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分为市场范围效应和价格稳定效应，通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指标体系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具有门槛效应和非线性特征。随着市场一体化的市场范围效应提高,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效应呈现“U” 型变化趋势；随着市场一体化的价格稳定效应提高，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效应逐渐增强。中西部地区的驱动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内陆地区的驱动效应大于沿海地区。只有在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和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等建议。     

熵值法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评价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以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本质为基础,建立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2013~2017年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研究发现,区域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效率短板;各地区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呈上升式发展,但仍存在较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略微缩小、绝对差距依然扩大。根据研究结果,我国应从推动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等方面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     

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中国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1877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2006—2009年187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及其各个维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地理渗透性和产品接触性与农户收入正相关,使用效用性和农户收入负相关;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正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负相关。针对以上的结论,本文就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动态效应——基于VAR模型和脉冲响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VAR模型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FDI流动对我国区域就业的不均衡影响,旨在揭示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结果表明: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负,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正;FDI流出对中部的就业效应为正,对东西部的就业效应为负;总体上,FDI流动的就业负效应明显;FDI的区域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动态冲击效应显著。     

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且引入政策环境、制造业企业规模、城市化水平3个调节变量,分析它们对物流业外溢效应的影响。运用中国地区层面省际2000~2008年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1998~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水平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瓶颈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物流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制约程度最大,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约程度最小;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中,就整体而言,完善的政策环境对物流业外溢效应产生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政策环境的这种积极作用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制约了物流业外溢效应;制造业企业规模对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整体和东部地区中,城市化水平负向影响着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我国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跨省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和广义矩估计

本文针对有关我国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的现有研究只重视国家层面、忽视区域差异的事实,基于跨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理论和广义矩估计方法,不仅就全国整体,更深入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全国金融发展对进、出口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区域,其影响差异显著。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进出口的长期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而短期内,虽然东部金融发展促进了进出口,但中、西部金融发展却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进出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