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否改善资源错配?

基于2011～2017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各地区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一期的资源错配会加剧当期的资源错配水平,表现出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数字金融对我国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存在显著的改善效应,提高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主要对东部地区、产能过剩较高、资源配置过度及较大规模的城市资源错配改善显著.本文的启示在于: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应积极发展数字金融,并促进资本和劳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藉此改善资源错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开放、资源错配与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理论分析服务业开放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以及资源错配调节效应的基础上，科学构建了服务业开放指标，并运用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在总体上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服务业开放与资源错配的交叉项显著为正，即资源错配程度越轻，服务业开放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即使改变测度方法和控制内生性以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服务业开放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贸易方式、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就细分服务行业而言，金融保险和通讯网络的外资准入放开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不仅要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还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改善资源错配，从而为“中国制造”向中高端攀升创造良好条件。     

中国地区间研发资源错配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研发投入(资源)的配置状况成为决定研发产出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基于一个包含研发资源价格扭曲的多部门竞争均衡模型,以2001—2016年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对中国地区间研发资源错配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发现:(1)各省份之间的研发劳动错配高于研发资本错配,多数省份倾向于过度配置研发资源,省份之间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呈逐步改善趋势,纠正错配可以使研发产出提升约16%;(2)东部各省份研发资源配置相对较为合理,但研发劳动配置略有不足,中部、西部和东北各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研发资源过度配置现象,东部和西部的研发资源配置效率一直在改善,东北和中部则没有表现出持续的改进态势;(3)市场发育程度、偏向性政策扶持、地区创新环境是研发资源错配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研发资源过度配置地区,这些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启示是,在当前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政府相关部门在积极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同时,还应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不同地区间的研发资源配置,实现研发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

利用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会显著降低中国整体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但该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同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当人均收入水平低于19821元（2007年以前）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未对中国资源错配产生显著影响；当人均收入水平大于19821元小于49542元（2008-2014年）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可以缓解资本错配，但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不明显；当人均收入水平大于49542元（2015年以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有利于改善资源错配。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通过提高金融深化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进而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     

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的动态演化及典型制度识别

在深度老龄化来袭和生育率持续快速下滑的双重压力下,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就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破局”之机。揭示1994-2018年中国289个地级市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与错配方向的动态演化趋势,并识别户籍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这两种典型制度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呈“西部最严重,中部居中,东部最低”的阶梯式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改善速度最快,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2)东部地区劳动力配置不足,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配置过度。(3)总体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能缓解劳动力空间错配,而户籍制度起加剧作用。对错配方向、城市行政级别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与户籍制度放松将加剧劳动力配置过度地区和重点城市的劳动力空间错配,但对劳动力不足地区及非重点城市,同样的政策则起缓解作用。(4)金融发展、市场化进程、城镇化、高等教育水平、医疗资源均能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而对外开放和房价则不利于地区间劳动力优化配置。据此,在矫正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时,政府应根据地区劳动力配置状况分类施策,同时,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碳排放强度——基于WIOD跨国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数据,测算了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并分析了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投入服务化可以降低制造业完全碳排放强度,但其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要小于其对直接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投入服务化可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替代能源要素和优化制造业结构等途径降低完全碳排放强度。分组检验发现,投入服务化对降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效果大于非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从生产性服务类型来看,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化对降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邮电服务化等。分地区来看,投入服务化对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本文结论说明,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是协调各国制造业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可行路径。     

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运用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取Hsieh等的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资源错配及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集体企业的资源错配较为严重,港澳台、外商企业则较低;中西部地区资源错配程度高于东部,中部高于西部;重工业企业资源错配高于轻工业。从企业TFP发展潜力来看,如果有效消除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错配,全部工业企业的总量TFP可提高51%以上,其中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总量TFP有望分别提高45%和18%以上。     

双循环格局下“引进来”与“走出去”能否纠正资本错配?——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在测算分析中国各省份资本错配程度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资本错配纠正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省份的资本错配程度呈下降趋势,但省域之间资本错配程度的非均衡性特征突出,中西部地区的资本错配程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引进来"与"走出去"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起到纠正资本错配的效果;"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能够有效地纠正中西部地区的资本错配,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但其在东部省份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在考虑反向因果和异常值的影响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本文利用Eora于2018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15年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分别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度,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中国地区间要素错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7—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要素错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理,并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要素错配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中介渠道。研究发现:要素错配会显著降低经济发展质量;要素错配可以通过抑制创新能力和延缓产业结构升级的独立中介渠道以及"抑制创新能力→延缓产业结构升级"的链式中介渠道降低经济发展质量,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渠道的独立中介效应最为突出。进一步,基于分区域样本的检验发现,要素错配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降低作用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     

我国房地产投资区位差异的宏观因素分析

文章从房地产投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的房地产投资量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房地产投资量。通过理论分析,文章提出了影响我国房地产投资区域差异的四个宏观影响因素:城市人口规模、制造业规模、人均收入和市场潜能。对2003—2014年我国259个城市的实证分析得到,人均收入水平对东部地区城市的房地产投资的影响最大,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中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有比较明显的带动作用,而城市市场潜能是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我国2011—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促进各省（市）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间接效应更为显著。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而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服务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与传统的服务投入(批发零售和运输服务化)相比,现代化的服务投入(电信和金融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目前来看,由于国外服务的渗透率较低,所以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服务使用率高的制造行业要比服务使用率低的行业对价值链的升级效用更大一些。(3)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还未达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最优临界水平,仍都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深化的可能作用渠道。但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研发创新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存在提升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渠道。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且引入政策环境、制造业企业规模、城市化水平3个调节变量,分析它们对物流业外溢效应的影响。运用中国地区层面省际2000~2008年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1998~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水平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瓶颈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物流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制约程度最大,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约程度最小;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中,就整体而言,完善的政策环境对物流业外溢效应产生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政策环境的这种积极作用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制约了物流业外溢效应;制造业企业规模对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整体和东部地区中,城市化水平负向影响着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先将要素价格扭曲系数引入分析框架,构建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OP法分别估算出中国制造业29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错配系数,再通过1999—2013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企业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分行业研究显示,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因此,亟待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减弱金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基于1999—2006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非传统新古典城市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理论模型,利用1999—2006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公共投资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但这种影响没有迅速传导到中西部地区,即东部地区的城市增长与公共投资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更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要素市场在调节城市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地区城市理性增长的趋势已日益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增长则主要由非市场因素推动,政府主导的、蔓延式增长成为这些地区城市增长的主流模式。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纳入扩展的M-O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行业、非国有企业、退出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二者的作用机制。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2-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FDI规模正相关,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劳动力成本与FDI规模反向变动,且东部影响较弱、中西部影响较强;基础设施与FDI规模正相关;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有正影响,对中部为负影响,而对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沿海区位优势是东部FDI高于中西部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生产者服务业FDI促进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升级分析

文章考察了生产者服务业FDI促进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机制,并运用21个省市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FDI对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生产者服务业FDI对我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有显著的推升作用;(2)在对全样本和东部地区的回归中,这种作用大于制造业FDI的影响;尤其在东部地区,其作用还大于劳均资本存量和人均GDP的影响;(3)受自身行业特性及其嵌入制造业价值链的位置影响,不同生产者服务行业的FDI在出口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不同。     

服务外包有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吗——“两业融合”视角下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及三批次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两业融合”视角下服务外包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果及路径。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发展对制造业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此研究结果依然成立。考虑企业层面及OFDI区位特征因素后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存在异质性。“两业融合”视角下服务外包借助数智化要素投入效应、服务化产出提升效应对制造业企业OFDI发挥促进作用。使用行业层面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投入服务化程度较低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具有促进作用,对投入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则会产生挤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外包对数字化投入程度较高及较低的两类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亦会产生负向影响:前者同样表现为挤出效应,后者则表现为数字化投入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外包政策的响应不足。本研究对高水平开放下“两业融合”与中国企业国际化多元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