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保护有利于地区反贫困吗——来自长江经济带沿线贫困地区的新证据

保护绿水青山实现绿色减贫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核心要义之一。在构建绿水青山保护减贫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借助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模型（FGLS）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PSEM）深入探讨了长江经济带沿线76个地市州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反贫困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以改善生态质量为目标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贫困间呈现出显著U型关联;以积累生态资本为目标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贫困间表现为特定的倒U型关系;绿水青山保护推动地区贫困削减的两大支撑机制是绿色产业的壮大和贫困群体健康人力资本水平扩张;绿水青山保护具有明显"益贫"特征,对于居民收入水平改善边际要显著弱于能力贫困改善边际,因此需进一步加强与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政府财政能力及开放等减贫因素协同。     

区域市场一体化能够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吗？——来自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不利于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消除市场壁垒、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是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路径之一。以长江经济带101个城市2015—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价格法测算样本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采用空气质量指数（AQI）衡量样本城市的空气质量,分析发现：区域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减少城市的空气污染物排放,从而改善空气质量;区域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等路径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和环境治理压力加大不仅可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而且能够强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治理压力的调节效应,在下游地区比上游和中游地区更强。因此,应健全区域协作机制,破除地区间市场壁垒,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建立完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充分发挥市场一体化与环境治理的协同作用。     

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对策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如何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们提出共抓大保护、齐建绿长廊的战略对策：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城镇化战略,以市场手段吸纳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编制“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工业进园区,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上下游共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2006-2017年110个地级市的证据

在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础上,基于2006-2017年110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法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向好,但存在水平的时空差异,呈现出下游优于中游、中游优于上游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贡献率高,提升潜力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和城镇化均能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提升;产业集聚则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为:加大财政支出,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城市规模,加强地区间绿色发展合作等。     

新型城镇化、环境规制与生态承载力——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PVAR、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探究新型城镇化、环境规制与生态承载力的发展情况及相互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良好,呈现稳步提升态势;环境规制与生态承载力发展水平较低,呈现波动变化趋势;长江上游地区环境规制总体变动幅...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0—2019年11个省市的数据,在采用改进的熵值法测算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值后,促进作用减弱;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表现为抑制作用,且前者的抑制作用更强,但其不具有门槛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且跨越门槛值后,抑制作用减弱;另外,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影响区域科技创新水平间接作用于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科技创新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具有间接效应。     

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效率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分析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2000-2015年绿色技术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指数进行测算,并分别对绿色技术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采用层次聚类和变异系数方法对测度结果进一步剖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绿色技术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省际差距在不断缩小;绿色技术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结果明显较好,但是省际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区域分布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其次为长江中游地区,最低的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长江上游地区。     

面向流域的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机制改革——以长江经济带为分析对象

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是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保护工程的重心之一。由于横向管理职权划分不清、纵向末端监管缺位,生态补偿制度缺位、罚则设计不当以及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漏洞丛生等诸多原因,导致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污染呈现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由局部性污染转向普遍性污染、由单一型城市污染转向城市农村复合型污染以及工农业点源、面源污染成为主要污染源。破解当前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监管困境应当借助创新管理体制、厘清横纵关系,健全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制度、增加违法成本和完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等多项措施协同展开。     

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增长差异与趋同分析

以1997—2009年长江上游经济带各省份的人均GDP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Theil系数值,结果显示长江上游经济带在1997—2009年间经济增长存在差异,但是却有缩小的趋势。分形理论分析的结果显示,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增长差异具有分形特征,而且经济增长差异在演变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的规律,即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发展差异将继续呈现收敛的趋势。运用面板数据的回归发现,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增长条件趋同的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污染物排放强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污染物排放指标体系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染物排放强度水平进行测算,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以及对数离差均值三个具有互补性的差异性指标对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引入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外商投资水平、能源消耗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等六个解释变量,选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整体以及各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以2011年为转折点,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上游地区的差异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小;三大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各解释变量对不同区域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     

西江流域广西段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本文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理论基础,利用西江流域广西段1997—2012年经济和水环境污染因子的变化数据,选取典型水环境污染因子,建立表现水环境整体质量的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分析模拟西江流域广西段经济增长与水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西江流域广西段经济和水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目前,该区域水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对协调阶段。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西江流域广西段仍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环境政策,加强环保教育与宣传。     

构建江海共治的水环境治理区域合作机制探讨

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是流域源头地区生态性贫困与河口贫困性生态并存、跨界水污染严重、江海水环境分治,暴露出缺乏区域合作的江海分治制度的局限性:在部署流域水污染防治时,往往忽视起决定作用的海湾河口水环境容量;在部署海湾河口水环境治理时,往往由于区域限制而力不从心;水环境治理中容易诱发相关区域多种形式的非合作排污博弈。因此,必须坚持江海水环境治理一体化理念,构建长三角跨省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创建三位一体的江海水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即区域入江入海污染物通量监测机制、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和泛流域水质交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