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难点分析及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精准扶贫已进入最后一公里,扶贫任务具有艰巨性和紧迫性。在此阶段,扶贫工作还存在诸如政策落实不到位、各方力量难积聚、深度贫困地区扶贫难度大、脱贫群众易返贫等问题,因此未来我们仍需要继续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扶贫事业,同时要深化落实各项扶贫政策,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同时,仍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仅是消除绝对贫困的第一步,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债务高企、老龄化加剧的等问题,消除贫困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本文立足于当下我国精准扶贫的客观事实,分析了继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几大难点,并探讨了脱贫攻坚的政策建议。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结构-关系-主体”视角下农村贫困治理有效实现路径——基于广西15个县45个行政村878户农民调查研究

后脱贫贫困治理时代,要实现农村持续脱贫,除了通过外部支持,要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锻造基层扶贫项目后续管理模式。基于"结构-关系-主体"的框架,将农村扶贫项目制运作模式归结为:村民自筹+民间理事会型管理模式、村民自筹+经济组织+政府引导型管理模式、党建引领+村委会型管理模式、村民自筹+私人承包型管理模式和社会组织+项目小组型管理模式五种类型。要实现公共扶贫项目有效运营,关键是农民主体性建构的问题,其特征衍生出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和历史生成性,并受到农民年龄、知识、收入、性别和职业等结构因素制约,这些主体性结构因素失衡将导致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遭遇困境。为此,需要从主体性框架进行贫困治理研究再规划,因地制宜地运营扶贫项目后续管理模式,通过激活基层内生发展动力,进而夯实发展基础和提供发展机会,保障农村返贫不可持续性,从而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武陵山区的经验

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不仅关系到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更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关系到农民战胜贫困的信念,决定着国家扶贫事业的成败。文章利用来自武陵山区的598个农户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地的"义务教育质量"、"医疗服务状况"、"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低保公平"、"农户对扶贫政策的了解"、"非政府组织扶贫参与情况"等7个变量皆对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东北区域性金融扶贫生态圈的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工作效果显著,扶贫战略布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扶贫生态圈的观点应运而生.在加快区域性扶贫生态圈建设的背景下探讨防范系统性返贫,对提高贫困人群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扶贫生态圈的建设既需将数字化能力、大数据分析与相关产业链相结合,也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政策为引导,进而为有效扶贫提供一个完整的生态圈.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21世纪西部农村扶贫开发的现实选择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的形成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等相互交织的诸多原因,农村扶贫开发与反贫困必然构成21世纪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与难点问题.如何有效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的扶贫资源,形成以政府扶贫为主导的反贫机制,消除脱贫农民返贫现象和制止扶贫资金漏出问题,需要开辟多种投资渠道,从加大农村投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基层政府改革和实施不同形式的移民等途径加以考量.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反贫困统筹模式研究

中国目前剩余城乡贫困问题大量存在的现状特征,既凸显了城乡反贫困政策中"双轨制"模式的局限性,也说明反贫困已到了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应对中国目前的反贫困体制进行反思,对反贫困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应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按照统筹城乡反贫困的政策理念,整合各方面资源,多视角关注贫困问题,推动管理体制、就业、社保政策等方面的综合联动改革,统筹规划和安排城乡反贫困政策,实行农村与城市反贫困并重,并加强城乡反贫困工作的互动。实施"预防性扶贫 救济性扶贫 开发性扶贫"三位一体式反贫困创新模式。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2002—2008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2002—2008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21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２１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差异性金融资本的扶贫效应

在“后2020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工作重心，扶贫实践也被赋予更多的“缩差”任务。本文利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微观跟踪数据，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比较分析视域，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两种扶贫模式对农村人口“增收”与“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在绝对贫困治理即“增收”功能上，产业扶贫具有更高的治理效应，而在“缩差”上，在有效控制贫困人口能力干扰后，普惠金融成为具有更强增量治理效应的扶贫模式，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社会再生产覆盖及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模式依然是主要金融扶持路径；未来金融扶持应该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相对规模，保证普惠金融成为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政策构成；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强调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衔接。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

精准扶贫,是在农村扶贫开发中实施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动态考核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减贫、治贫方式。目前,精准扶贫面临五大实施困境:"层级式"纵向识别与"水平式"横向识别的矛盾、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矛盾、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矛盾、脱贫退出与返贫再生的矛盾、"输血式"短期扶贫与"造血式"常态效应的矛盾。为此,必须通过机制创新,建构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以生发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常态效应。     

我国扶贫贴息贷款20年运行效率述评

由于福利性低利率,地方政府及农业银行的经济目标和扶贫目标冲突所导致的信贷配给、监督机制缺乏、贷款回收制度松懈和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薄弱等原因,中国扶贫贴息贷款资金按照瞄准性和回收率衡量运行效率较低.要改进扶贫贴息贷款资金运行效率,需要探索有效结合经济功能和政策功能的资金使用方法,加强管理和监测,探索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贷款模式,以及提高贫困农户有效使用贷款的能力.     

后小康时代扶贫政策转向的逻辑遵循与实践路径——基于政策传播视域

最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减贫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科学且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政策。本文基于政策变迁理论，以中国扶贫政策实践及其传播为研究出发点，选取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和《人民日报》扶贫报道为研究样本，运用词频统计方法，发现中国扶贫政策实践具有时间连续性、空间异质性，找出中国扶贫政策实践及传播演进的基本规律，即《人民日报》扶贫政策报道经历政治化—理性化—深度化的转变，政策议程持续影响媒体议程，媒体议程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议程。并在此基础上，基于政策传播视域构建面向后小康时代的大众传媒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问题—发现”“整合—筛选”“引导—收集”“宣传—扩散”“监督—评估”路径。     

“发展中贫困”困局的成因与破解对策——来自新阶段重庆扶贫开发的调查与分析

2011年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由“解决温饱”进入“发展致富”新阶段。市场失灵导致贫困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弱、投资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扶贫移民数量大、增收难度大,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大、农村要素资本化程度低,贫困人群知识技能缺乏导致其人力资本存量低,以及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使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在贫困中发展、在发展中贫困”的困局;加上贫困标准的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应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完善政策配套,提升易地搬迁扶贫效率;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制度创新,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立法研究,为扶贫开发提供法制保障。     

抉择公平:贫困标准与政府的扶贫投入

中国的贫困标准与政府的扶贫投入关系到抉择公平.确立客观的贫困标准,是抉择公平的前提;有效的扶贫投入是抉择公平的基础;而抉择公平的实现,则有赖于贫困标准与扶贫投入的和谐.在现有贫困标准下,政府的扶贫投入应首先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应解决贫困人口受教育、培训等根本性脱贫问题,最后再解决贫困人口普遍福利的问题,从而实现抉择公平.     

论"社会排斥"与农村"新贫困"

近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趋于缓慢,农村"新贫困"现象严重.本文分析了中国农村新贫困特点,运用"社会排斥"理论着重分析了农村返贫致贫的制度性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政治、社会权利缺失.     

权利扶贫:农村扶贫突围的一个法治路径

扶贫政策的低效性、"三农"问题的历史动因以及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催生了权利扶贫理念。权利扶贫是农村扶贫的一种新的有效思路,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消除贫困的现实抉择。通过对权利扶贫的法律分析,制订《农村反贫困法》,以"权利扶贫"的理念为指导,实现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法治化和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