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吗——基于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的调节效应

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可行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税”是中国绿色税制中的代表税种,对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转型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环境保护税的改革实践,以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并非是以现有的技术创新为基础进行再次创新的杠杆效应,而是通过挤压其它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第三,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可以有效地推动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但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在不同的高管团队中影响不同,在“两职合一”和“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优化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充分发挥政策红利。     

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如何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基于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中国税制改革日益重视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随着税务机关掌握更多的纳税人涉税环境信息,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为政策冲击,研究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国有企业实际税负和非国有企业税费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和流转税成本,降低了环境保护税成本。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机制变量,该机制变量从减少企业实际缴纳税费和扩大生产规模两方面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于开征环境税的思考

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税收的实践说明,环境税是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把环境保护目标纳入社会总体经济政策的有效手段.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环境税收体系,必须加大对西方国家环境税收体系的研究.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征收标准偏低、征收范围窄、超标收费、不考虑排放总量,征税存在征收标准不统一、随意性和不规范性,中央财政没有参与其中.中国应逐步实现由排污收费到排污收税,再到环境税的转变.     

关于开征环境税的思考

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税收的实践说明，环境税是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把环境保护目标纳入社会总体经济政策的有效手段。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环境税收体系，必须加大对西方国家环境税收体系的研究。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征收标准偏低、征收范围窄、超标收费、不考虑排放总量，征税存在征收标准不统一、随意性和不规范性，中央财政没有参与其中。中国应逐步实现由排污收费到排污收税，再到环境税的转变。     

区域经济视角下的环境税研究

环境税是各国政府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福利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对环境税的承受能力,指出发达地区企业和居民较欠发达地区企业和居民承受环境税的能力更强,由此提出三个重要的政策建议：开征环境税不能以增加税收收入为目的,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环境税税率,以及尽早推进环境税改革以理顺税收体制。     

清洁生产标准如何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如何促进企业绿色生产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那么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制的清洁生产标准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此,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考察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机制及其对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二,清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和重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大,对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小,对外资企业和中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第三,清洁生产标准在短期内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在长期中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四,清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燃料煤来实现绿色生产,但并未明显影响企业对燃料煤和洁净煤气的消费.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绿色税收嵌入增值税转型问题初探

根据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增值税转型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另一方面增值税转型受益最大的企业也更易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本文在分析有关环境保护税收政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在增值税转型中嵌入绿色税收思想,开征环境税、改进现有税收政策,从而建立绿色税收体系的具体构想。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迈向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高管海外背景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约束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在企业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如何促进企业转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制定合理的企业高管聘任决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是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有如下作用机制：一方面,通过资金配置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地区环境约束力度,助力企业为缓解成本压力进而增加绿色创新的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随着企业特征差异的变化呈现出差异性,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其绿色转型发展。     

数字贸易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数字贸易是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9—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比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前后、试点地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专利授权量是否提升来检验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能够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贸易通过增加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贸易对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资源税费制度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资源环境的约束也日益明显。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与之相适应的资源税费制度也迫切面临调整。本文在认真梳理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当前资源税费制度面临的四大问题,即矿业权配置的"双轨制"削弱了国家财产权益并助长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政府权力与资源税费征收之间关系混乱;资源税费制度未达到既定的开征目标;现行资源税费制度不利于企业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同时,针对种种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政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的阻力分析

近年来,绿色技术是广泛关注的话题,它具有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功能。因此,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由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阻力以及相关因素的制约,绿色技术创新不能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本文主要以经济学视角,从市场竞争层面、制度层面和政府行政手段层面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以刺激和推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保护税、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和经济效益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 2012—2020年中国沪深 A 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保护税、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会对企业价值造成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环境保护税会降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程度,表现为“税收负效应”;环境责任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表现为遮掩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企业价值的“倒U型”影响显著,而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中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政策仍需进一步改进,以促进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绿色税收问题的探讨

绿色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现,运用税收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已成为各国通行的做法。鉴于我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但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税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我国税制中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政策,散见于资源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几个税种中,有些仍以费的形式存在,有较大的改革空间。建议增加现行税种的环境保护内涵,实行专门的环保税种,实行费改税。     

直面绿色壁垒，促进外贸发展

当前，绿色贸易壁垒在世界诸多领域盛行，已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因此，我国应采取措施，以保证我国外贸出口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应完善我国环境标准体系的建设，提高国民的绿色经济意识，扶持、发展绿色产业，从微观上，企业应追求技术创新，调整出口结构，加快环境管理系列标志认证工作，强化企业经营全过程的绿色营销观念，高度重视绿色包装。     

中国环境税改革问题研究

开征环境税是我国现实国情下加强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经济手段,也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完善税制的重要内容。文章作者对环境税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了中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的现状,指出了现行环境税收制度和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明确中国环境税制的目标框架设计的基础上,给出了开征环境税的具体选择,并分别就污染排放税和碳税进行了税制要素和相关制度的设计。     

数字化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本文运用我国201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引入数字化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利用面板阈值模型探讨其在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较低时,研发投入由于无法明确创新类型,增加研发投入并不一定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但当地区数字化水平比较高时,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因此,要完善政策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驱动力;同时还要促进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应用五方面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吗？——基于中国276个城市准自然实验数据

智慧城市作为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技术创新环境下城市发展的更高级形态，那么智慧城市是否能够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较高创新能力的试点城市中，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提升作用较为明显，但在其他试点城市中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提升城市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本文为推进智慧城市的国家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