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吗——基于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的调节效应

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可行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税”是中国绿色税制中的代表税种,对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转型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环境保护税的改革实践,以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并非是以现有的技术创新为基础进行再次创新的杠杆效应,而是通过挤压其它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第三,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可以有效地推动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但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在不同的高管团队中影响不同,在“两职合一”和“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优化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充分发挥政策红利。     

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金融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是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有如下作用机制：一方面,通过资金配置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地区环境约束力度,助力企业为缓解成本压力进而增加绿色创新的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随着企业特征差异的变化呈现出差异性,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其绿色转型发展。     

高管股权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P方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在股权激励有效期越长、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定的一种新方法——以河北省11个设区市工业为例

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生产系统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劳动和资本的产出效率,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了能源和资源消费的投入产出效率。利用引入势效系数的方法来测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河北省11个设区市规模以上工业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方法测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体现各单要素生产率在绿色生产率中的作用,既能体现资本和劳动力的节约,又考虑了能源和资源的消耗,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     

企业数字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已成为当下企业最重要的战略,但数字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尚存争议。基于上市公司及其一级控股子公司与数字化相关的无形资产投入、专利、软件著作权数量和年报词频等数据,构建包含投入、成果、关注度三维度的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化水平。然后,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数字化水平波动上升,呈现国有企业快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信息技术行业快于其他行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沟通效率、增强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大客户依赖以及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等四项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非国有性质、强竞争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客观评价该试点政策的企业生产率效应。研究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讨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辖区内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有效。此外,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可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途径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试点政策的正向影响效果也因企业所有制特征、行业特征、城市特征不同而产生差异。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提供了经验参考。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区域差异——基于30个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实现区域绿色经济和环境共赢发展的关键所在。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上,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份及其两大区域、三大区域和四大区域的GTFP及其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GTFP年均增长1.3%,且G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GTFP在省际层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GTFP指数增长率最快的省份分别为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不同的空间尺度选择标准下的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机制研究——基于绿色索罗模型

本文基于2006年-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和验证了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碳排放水平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以助力经济低碳转型;在当前的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绿色金融可以同时通过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助力经济低碳转型。但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高碳排放地区能源结构的调节机制没有发挥出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为负向,在低碳排放地区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发挥了正向的调节机制。     

中国双向FDI的生产率效应研究——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视角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双向FDI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接着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中国2004~2013年29个省份的绿色TFP进行再测算。在此基础上,全面控制影响绿色TFP的重要变量,并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总体和分区域双向FDI的生产率(TFP)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IFDI显著抑制了中国总体和中部地区的绿色TFP增长,OFDI则显著提升了中国总体和东部地区的绿色TFP水平。此外,人均GRP、研发投入、公众的环保意识、禀赋结构、环境规制等对中国总体和分区域的绿色TFP的影响也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     

绿色增长效率及其空间溢出——基于中国主要城市的经验分析

使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并分解了中国66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认为：前沿技术进步是绿色TFP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却比较滞后;66个城市的绿色TFP显示出较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存在空间溢出;其中人力资本对绿色TFP的增长不仅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明显的本地促进效应,而R&D仅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促进效应并不明显。     

中国制造业增长的环境协调性实证研究——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

在考虑环境资源的约束下,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利用我国制造业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环境技术效率值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评价了2001—2010期间我国制造业年增长与环境协调性的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距离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同时发现,我国制造业年平均ETE呈正U型,2003年是拐点;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增长与环境协调性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明显。从动态角度来看,我国制造业年增长与环境正逐步趋于协调;江苏省制造业年增长与环境高度协调,而青海和宁夏两省区制造业年增长与环境很不协调;技术进步是近几年来我国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相协调的主要因素。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性负担与国企技术效率——来自高技术企业的证据

国企是高技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推进制造强国、科技强国建设,离不开对高技术国企效率的提升。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式。通过整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高新技术行业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了基于国企股权变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高新技术国企技术效率的影响,并对混改的作用路径及其在不同行业和市场环境下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确实显著提升了高技术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股权混合度会正向影响混改的效应;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高技术国企效率提升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尤其是高科技国企的社会性负担实现的;第三,混改的成效受制于国企所面临的地方政治约束以及行业垄断,故实施混改需要充分考虑不同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制度制约。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促进高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社会保障税税制设计的探讨——基于企业增值税代替工资总额为税基的税制设计构想

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税税制的设计,以企业增值税代替现行的工资总额为税基,把“增值税”作为社会统筹部分的社会保障税税基;在提出中国社会保障税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社会保险税税制要素设计的若干构想;最后,分析以“增值税”为税基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