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所得税税负与企业价值

以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产权性质差异对其所得税税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带来的企业价值问题。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较重。进一步地,相比中央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有着更重的所得税负担;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所得税负担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而在其他地区,这种差异并不十分明显;按公司规模分组后,发现大型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税负高于小型国有企业。最后,非国有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减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税负的减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幅度较小。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与治理——基于扶贫案例的分析

精准扶贫政策要求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但地方政府实践中却存在着不精准执行现象,出现"任人唯亲"式脱贫、"靠贷"式脱贫、"低保"式脱贫和"捐款"式脱贫等错误行径。此现象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主要有对精准扶贫认识尚不到位,精准扶贫考核机制不科学,精准扶贫过程公民参与少,扶贫干部的素质高低有别以及扶贫反馈救济效果不显著。倘要在精准扶贫中消除这种不良现象,须推进全面认识精准扶贫步伐,改善精准扶贫基层考核机制,引入公民参与精准扶贫过程,规范扶贫干部的选培与退出,落实扶贫反馈的甄别与处理。     

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以2007～2009年深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集中度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履行显著正相关,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不显著。再进一步区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项目后发现,股权集中度对政府、投资者和员工社会...     

文化扶贫于精准扶贫的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文化扶贫的力量日渐凸显。当前,文化扶贫面临着贫困地区群众思想认识不到位、文化扶贫针对性不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以及基层文化人才资源匮乏等困境。对此,文化扶贫要紧密结合精准扶贫的特点,通过提升思想认识、全面提高文化扶贫的针对性、结合地方特色文化挖掘可用资源以及完善文化扶贫的人才保障机制等路径,有效推进文化扶贫工作的开展,进而高效实现精准扶贫目标。     

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

文章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内涵、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三个维度对精准扶贫做出了阐释。文章着重分析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内涵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并且对扶贫瞄准机制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刻画,以史为鉴,瞄准问题,着力解决。政策方面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贫困县审查退出机制、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思考调整,以确保我国稳准好地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     

增发资格、产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以1998—2007年符合增发条件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司资产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净资产收益率越大,增发中请越容易获得证监会的批准,而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增发申请能否被证监会批准并无显著关系。     

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代理成本

通过分析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权性质对于代理成本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代理成本显著较低。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代理成本的影响,结论显示在国有企业中,无论使用营业管理费用率还是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仅在以资产周转率为代理变量时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资金资本化、收益定向化与精准扶贫运行模式

精准扶贫是"四个全面"战略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核心内容是"六大精准",主要解决"四大问题",其中的"两大关键"是"资金资本化"和"收益定向化",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精准扶贫理论逻辑架构.从运行模式角度,就"资金资本化"和"收益定向化"而言,主要有资金入股、土地投资、资本积累、公共设施和资金信贷五大模式,各种模式均遵循了"资金资本化"和"收益定向化"的"两步走"战略.在具体实施中,"资金资本化"的主要问题是项目选择不科学、项目监管不到位、项目针对性不强;"收益定向化"的主要问题是项目盈利性较差、收益定向性不足和帮扶协议形同虚设.为此,应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扶贫全流程进行无缝隙监管,加大动员力度实施贫困户全程参与式精准扶贫,明确项目产权确保贫困户财产权益.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我国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探析

光伏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有效尝试。鉴于光伏扶贫对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需求,在我国贫困地区推广、实施光伏扶贫任务艰巨,应探讨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开展光伏扶贫机制模式研究,分析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围绕资金、政策、监管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PPP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

精准扶贫是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最好方法,PPP模式可解决精准扶贫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在精准扶贫中采用PPP可以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激活社会资本精准扶贫的积极性,降低政府部门、社会资本和扶贫项目的风险。同时,在将PPP应用到精准扶贫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养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绩效考核,加强教育宣传和合理分担风险与利益,以更好地完成精准扶贫目标。     

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的表征与生成

精准扶贫中,国家通过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机制解决扶贫对象锚定困难以及扶贫效果难以监测等难题,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规避责任而形成应付检查的痕迹管理、强调政府自主性而忽视了社会自主性。本文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微观主体”三重逻辑出发搭建分析框架,以阐释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生成逻辑。研究表明,制度约束、组织推进和主体运作三者耦合造成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技术治理异化现象侵蚀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及公信力,应从维护基层政府治理公共性和公信力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研究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将企业的精准扶贫经验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企业精准扶贫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群行为具有乘数效应,然而现有文献对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的研究局限于地区和行业层面,有待拓展和深化。由同一人在不同企业兼任董事形成的董事网络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具有很强的信息传递功能,能够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高信息获取质量,并通过企业间的学习机制产生同群效应,进而导致同群企业的行为具有趋同性。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经验分析发现：（1）总体上看,董事网络的形成会促进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表现为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概率和扶贫资金投入均明显高于不存在董事网络的企业;（2）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显著存在,表现为目标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和扶贫资金的投入）会因同群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增加而增进,且这种同群效应在不同类型董事网络中、对于不同扶贫方式均显著存在;（3）董事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机制和企业学习机制产生精准扶贫同群效应,表现为目标企业结构洞位置和董事会开会次数的增加会强化同群效应;（4）企业精准扶贫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同群效应,表现为目标企业帮助脱贫人数与同群企业帮助脱贫人数显著正相关;（5）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会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的经济后果,表现为同群效应带来的精准扶贫行为增进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和政府补助增加。此外,除基于董事网络的同群企业外,同地区、同行业的同群企业也存在显著的精准扶贫行为趋同现象。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董事网络作用下的企业精准扶贫同群效应及其形成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拓展和深化了董事网络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及企业精准扶贫的经验分析,有助于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广泛存在,并产生了积极的乘数效应。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并进行合理的方向指引;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信息沟通和相互学习,充分利用多维度的同群效应积极投身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赢。     

精准扶贫中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功能问题,是推进精准扶贫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需求。以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论述为理论根基,将精准扶贫中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为组织建设、产业创新、整合资源、基础保障四个方面。基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耿楼村的个案研究,分析基层党组织在扶贫工作中的现实表现和问题,提出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     

论产权市场的功能、管理与法制化建设

产权市场为国有资产存量提供了进退通道,有利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构优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为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资产重组架起了桥梁。加强产权市场管理,需要制定中国产权市场的发展规划,改进对产权交易中介机构的监管,科学确定产权交易价格,规范企业产权出让收入的处置工作,完善产权交易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产权市场的法制化建设,必须明晰企业产权界定,规范产权交易经纪主体及其法律关系,依法规范资产评估程序,加强对产权交易的法律监督,构造完整的企业产权交易法律体系。     

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效益

土地是农户重要的生计资本,土地问题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中的关键,关乎脱贫成效。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推-拉”理论,本文采用重庆酉阳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数据,从搬迁户的视角出发探讨农地流转对易地扶贫搬迁户脱贫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能够通过为搬迁户带来土地租金收入、促进家庭生产要素优化和劳动力合力配置正向促进搬迁户脱贫,非农就业这个逻辑中发挥中介作用,村干部政策执行则在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之间起调节作用。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过程中,要激活农村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要素合理流动,加大村干部主动执行政策的力度,不断带动搬迁户非农就业,夯实永续脱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