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研究

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研究现状进行分类综述,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现状及特征,就合作区投资主体、区位分布、产业定位、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对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产业集聚方面带来的两类基本效应进行剖析。解决目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应规范指导园区建设、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健全政府与东道国间沟通合作机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园区可持续发展;发挥企业投资主体作用;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重视本地化经营和培养综合型人才。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本文以2008年~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为样本,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相关性,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改革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种负相关进一步加深;(3)包含节点城市的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复杂,从全时期来看显著负相关,但是分阶段来看的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均无显著相关性。     

空间视角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与法律对策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新时期。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中国企业面临社会责任风险以及沿线国腐败程度较高等新问题。现有国际规则无法有效处理东道国经济发展与这些问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仅威胁中国企业的经济安全,更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实践中,东道国宽松的法律环境、负责任的主权和维护国家形象的需要为母国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中国应以"自我约束"和"规则导向"为前提,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强化国内投资法律体系,从企业社会责任和海外反腐败两个方面积极承担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主动规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应针对海外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专项立法,提高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区分企业性质、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标准以及建立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在海外反腐败方面,中国应完善惩治海外投资腐败行为的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刑事司法协助以及提高惩治海外投资腐败活动的力度。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顺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潮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企业也必将成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施主体和中坚力量。本文结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基建项目、制造业转移、境外经贸合作区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优势与经验,以及在营商环境、管理经验、高级人才和投资协调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深化中新经贸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中新经贸合作带来更大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新经贸合作受到双方外交关系、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投资环境和彼此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要抓住发展机遇,改善现状,就要在正确分析其存在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强化中新高层战略沟通、推进中新经贸纵深合作、优化中国西部投资环境和实现中新民心相通互融。     

塞尔维亚商业环境调查分析及投资政策建议

中国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塞尔维亚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是“一带一路”在中东欧推进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中塞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全面升温。本文通过问卷和实地走访两种方式,调查中资企业在塞尔维亚的商业环境,包括投资软环境、投资硬环境、商业景气度和“一带一路”推进情况,分析在塞尔维亚投资的优势和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参考。     

How doe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ffect cross-border M&A: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29 countries from 2008 to 2017, we adopt the index of world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constructed by Baker et al. (2016)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riggered by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scale and performance of M&A behavior.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host countr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cale of cross-border M&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2)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s more evident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3)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the host country has a U-shaped influence on short-term M&A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4)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host countr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mid-term M&A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Our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home country policy.     

以投资替代贸易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续影响,使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盛行,给我国对外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和重大挑战。目前,国际投资环境优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政府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和条件,我国已经发展了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为我国实施以投资替代贸易的战略提供了坚实后盾,以投资替代贸易对我国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来说,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为更好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需要综合考虑投资的产业选择、区位选择和主体选择。政府应更好地引导企业制定相关投资战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支持、资金支持及人才支持;各企业应根据所投资地区的地理及文化特点,考虑所在产业的优势及劣势,利用自身竞争力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Local integration and co‐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izing Chinese firm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izing Chinese firms into local host markets. We explore the market‐driven investment of a new wave of Chinese private and local state‐owned firms in Australia since 2012, which has replaced the initial large‐scale investment in resources by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s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nine Chinese firms operating in various sectors of the Australian market, we argue that market integration, adaptation, and bilateral institution‐building through co‐evolution and empowerment of local subsidiari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results in entrepreneurial autonomy and characterizes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vestors. We propose that Chinese multinational subsidiaries have transferred domestic practices to the Australian market and have reconfigured domestic and host market resources to g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ir original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new industries. Our study advances middle‐range theory building and provides a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Chinese investors, their potential to disrupt local markets, and their responsiveness to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al guidan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bilater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resource reconfiguration capabiliti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an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markets, includi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