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的“传统文化构念”及其变迁

“本土理念是否仍然存在？它们在进行何种变迁？它们如何在与西方理念相冲突的情形下接受、发展与融合？”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上述实证研究可以对“所谓‘本土’是否存在？本土管理研究是否能导致一种区别于主流的‘本土管理学’？是否存在‘管理的中国理论’？”等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研究中还应注意将“差序格局”“家长式领导”“关系”等构念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深层上溯，从而避免中西构念的混同，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地进行中西对比。事实上，中国本土管理学就是以中国本土构念的变迁与发展及其对管理效能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分支领域。     

鱼与熊掌兼得：平台经济二元监管框架及其福利效应

基于平台型企业“社会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角色，提出了一种平台自我监管与政府公共监管相协同的二元监管框架，并从理论和案例层面探讨了该框架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从平台场域内部看，平台自我监管的实质是平台型企业将自身商业行为嵌入社会责任的一种功能，集中体现了平台的“社会人” 角色，而其掌握的大数据优势能为这种自我监管功能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撑。其次，从平台场域外部看，平台型企业之间也在为争夺用户而相互竞争，表现为典型的“经济人”角色，其商业化动机偏差将削弱平台自我监管功能，需要政府公共监管必要的介入。最后，平台自我监管与政府公共监管组成的二元监管框架，在功能目标、技术手段和法律效力三个层面存在既互补又制衡的协同关系，对生产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均具有增进作用。上述发现对于“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国有体制、民营机制、先进企业家意识与流通企业效率实现:超市发的案例研究

对国有企业来说，宏观职能的承担与企业效率的实现往往很难平衡，对于充分竞争的市场流通领域，通常更是如此。通过对国有流通企业“超市发”进行案例研究，文章归纳提炼出“国有体制”“民营机制”和“先进企业家意识”等构念，并发现在先进企业家意识的黏合作用下，国有流通企业通过实践“国有体制+民营机制”的模式，可以在兼顾宏观职能的同时实现充分的微观效率。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劳务移民进城农民的福利效应的区位差异

伴随着城镇化,有相当部分农民进城,而在西北地区,有一部分特殊的人群是通过劳务移民而进入到城镇,在移民搬迁中无土安置,称之为劳务移民。这部分移民和有土安置的生态移民不同,失去了土地的保障,只能异地打工,因此对生计有一定的影响,其福利水平也有比较大的差异。本研究选择山区和川区的县城进行聚类分析,将各自的经济条件、自然环境条件进行聚类分析;分析不同地域经济条件导致的福利的差异,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产业、调整福利政策的建议。     

基于扎根理论的西部物流集群中横向物流协同制约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以五省市为例

物流集群是物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形式，本质是其内部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的物流协同。但企业在开展协同活动时，却受到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文章通过对中国西部7个大型物流集群的管理方、企业代表以及相关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编码分析，构建出由“协同环境”“合作伙伴”“信任”“信息系统”四个主范畴共同构成的“横向物流协同制约因素”模型，并编织故事线，说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制约因素“作用机制”模型揭示了上述制约因素在计划、实施和评估阶段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以便消除阻力，推动协同，促进物流集群的发展和中国西部物流业的转型升级。     

基于噪声甄别模型的我国FDI福利效应的差异性分析——来自1997-2009年的数据证据

运用含有噪声的甄别博弈模型,分析得出东道国在引资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和其他引资国的政策制定符合本国福利增进的引资分割点,且东道国引资优惠额度越大反而越有可能损害本国福利。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1997-2009年引进FDI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1)整体FDI对我国福利效应的增加带来了积极作用,但FDI对收入福利指数的贡献较小,对生产福利指数贡献较大;(2)自2005年开始,制造行业FDI对我国福利增加的贡献率趋于减小且有恶化趋势;而处于农、林、牧、渔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的FDI对我国福利的贡献率却逐渐增加;(3)处于后危机时代的FDI在引资政策上更应该重视产业导向以提升FDI的正向福利效应。     

数字偏好、尾数定价与线上非对称价格黏性

文章基于京东、苏宁、国美、天猫四家电商经营的六大类家电的价格数据，分析了数字偏好、尾数定价对中国线上市场价格黏性的非对称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线上市场确实存在明显的数字偏好现象，具体有数字“0”“8”“9”，其中数字“9”为最受欢迎的尾数。基于Logit模型进一步发现：数字“0”“8”“9”对于产品价格变化存在非对称的影响作用；随着数字“0”“8”“9”结尾的位数越多，其阻碍价格变化的能力越强，非对称的影响作用也越加明显；若产品价格提高，以偏好数字结尾会显著降低价格变化的可能性；节日效应会显著削弱由偏好尾数给价格变化带来的负向阻碍作用，甚至成为加快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行政处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仅罚机构还是兼罚责任人？

立足于我国监管部门大力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现状，文章系统梳理了不同类型行政处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手工整理的2008-2018年银行行政处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结果显示，“仅机构处罚”不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双罚”可以有效抑制银行风险承担，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双罚”对大银行、国有银行和全国性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减少理财产品、同业业务等影子银行规模是“双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研究还发现，随着责任人处罚严厉程度的上升，“双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越好。政策启示在于，加大责任人问责力度，整治影子银行乱象，是监管部门防范银行风险的关键所在。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福利测度实证研究述评

经济发展与福利缺失长期并存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传统的经济福利测度方法无法准确度量社会福利水平。可行能力理论为社会福利测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内外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度量福利水平的适用性研究和以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为对象展开的应用性研究,但在研究对象的选取、福利测度的功能性活动范畴和福利水平的异质性因素分析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我国转型期GDP的含义:一种新的视角

GDP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项内容,也可以将其分成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是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的总和。政府支出反映了居民总体的意愿选择,因此,也就包含了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对我国转型期经济而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拓宽居民表达意愿的途径,可以使GDP更好地体现居民的意愿选择,从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     

福利性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分布滞后模型和动态广义矩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间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和分布滞后模型,将就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经验评估了福利性公共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机制。分析发现,福利性公共支出通过促进就业和投资的间接作用机制增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就直接作用机制而言,福利性公共支出增加了税收筹资,造成居民和企业形成税后报酬率下降的预期,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在扩大福利性公共支出规模的同时,要借助结构性税收调整和支出政策激励企业扩大就业,通过公共品供给机制效应外溢引导产业间投资要素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福利性公共支出的就业增长和投资增长功能,才能有效促进均衡的长期经济增长。     

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对策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目前我国城市农民工缺乏基本社会保险、子女成长教育保障和居住保障等社会福利现状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已引发诸多社会、经济和治安问题,进而提出了构建和完善农民工社会福利体系建议。     

发展福利彩票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随着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福利彩票以其独特的筹资功能及发展速度,对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安排弱势群体就业、调节社会和谐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福利彩票是以人为本的公益事业,它的发展受经济社会环境制约,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动力。     

公私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众所周知,医疗卫生支出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规划,还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研究结论却是众说纷纭。鉴于此,本文根据医疗卫生支出的支付主体,将其分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和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并通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公私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每增长100％,带动经济增长12．08％,居民医疗卫生支出每增长100％,带动经济增长15．85％;但与此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均衡化时,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和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差异甚大,其中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效应,而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阶梯型”效应。     

制度、公共政策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基于二元结构下的公共支出模型分析

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十几年来穷人的处境却开始恶化。如果没有公平的宪政秩序，就不可能创建符合穷人利益的制度与公共政策，进而就不可能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作为制度与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支出对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本文的分析表明，二元结构下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与密切相关。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穷人的收入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来。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人民币区域化的前景——以中亚地区为例的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举措,这为人民币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输出、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以中亚地区为例,基于国际货币竞争视角,采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人民币区域化对中国、中亚国家以及区内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利益关系的影响,运用局部稳定分析方法测算得出,从长远来看,中国和中亚国家、区内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在人民币中亚区域化博弈中倾向于采取合作策略.同时,采用仿真模拟实验,判断各博弈参与主体在既定条件下选择不同策略的可能性,研究得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内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博弈策略选择会随着时间变化最终收敛于合作的策略集的结论.     

Efficiency,equity,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global efficiency, equity, and the environment using global welfare, welfare redistrib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as indicators. A stat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trade model with explicit repres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nergy use is used to simulate a series of new scenarios in which 1997 baseline import tax and export subsidy trade barrier equivalents are scaled back.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ith trade liberalization agricultural output declines, energy use increases, and carbon emissions rise. Global welfare rises revealing an overall increase in efficiency; however, gains to poorer nations come at the expense of richer nations. An increase in the use of polluting inputs such as co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uggests poorer nations will risk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with the lowering of trade barriers.     

Welfare and trade elasticity with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We explore welfare properties in a firm heterogeneity model with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and export. The presence of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livering a partial trade elasticity of total sales by exporters and affiliates that is no longer constant, and depends on both supply and demand parameters. We then analyse counterfactual scenarios.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with intra-firm trade increases welfare gains by up to 4% with respect to a model with only export and no truncation.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à la Helpman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 , 300) generates the largest welfare gains from liberal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