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新兴技术商业化成功性实证研究

新兴技术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新兴技术商业化成功的比例仍然很低,这是因为新兴技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它表现在技术、市场、管理等各个方面.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波特五力模型出发,对影响新兴技术商业化的各种内部环境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因素对新兴技术商业化的影响程度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将新兴技术进行商业化的实践提供了相关的决策依据.     

技术差距、创新环境与企业自主研发强度

本文在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中引入同时包含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研发投入的知识生产函数,以探讨后发国家企业自主研发强度的决定机制,并利用1996～2008年省级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结构数据检验国内外技术差距、技术吸收能力、创新环境和研发能力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研发强度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单独作用不显著,主要通过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企业研发决策;近年来技术引进效率的相对下降不利于总体研发强度提升却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研发;研发环境因素中企业研发密度对自主研发强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地区经济规模、大企业比重和政府研发投入比重却有一定负面影响。     

研发投入、知识存量与内资企业创新产出——基于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

利用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发投入和知识存量对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是内资企业创新商业化产出的主要驱动力,国内知识存量是决定内资企业创新中间产出的关键因素,国外技术引进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商业化产出但不利于创新中间产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创新中间产出和创新商业化产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结论表明,加强研发投入和国内知识存量开发利用是提高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主要途径。     

企业创新性的若干表征:自制造业观察

近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高技术水平是保持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利用2005年我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多个角度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强度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强度在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类别和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不同地域的企业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从税收减免、研发补贴等方面加强对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创新支持,是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可行路径。     

外资进入、外资并购与企业的研发创新——基于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模型与倍差法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微观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会促使非研发企业1进行产品创新并增加已研发企业的创新产出与研发投入,并且以并购方式进入的外资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还研究了外资进入的研发创新效应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地区各有差异,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强化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招商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近年来外资进入规模不断增加,而研究却发现外资进入强度存在适度区间,因此政府需要动态地将外资控制在适度区间,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外资进入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环境治理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

研究借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准自然实验场景,利用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研究地方环境治理压力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环境治理压力的政策冲击效应显著,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是否进行ESG 信息披露对于政策冲击有着显著影响。通过机制分析发现, 地方环境治理通过影响实体企业的账面值比、流动比率、行业不确定性等方式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环境治理压力的提升对低市场竞争度、国有资本参与度较低、位于中部地区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三重差分分析发现,新标准的实施对于ESG 参评污染企业来说政策冲击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企业是否沿海以及南北地区分布无显著影响,环境治理政策更多针对高污染型企业。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区域环境治理提供重要参考。     

研发投入能否降低企业产出波动

文章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构建了包含技术种类扩展和质量阶梯升级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模型,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同时受到多样化效应和“创新性毁灭”效应两种效应的作用。文章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验证,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波动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研发强度较低时,研发强度增加将有利于降低企业产出波动;随着研发强度的增大,生产率提升、“创新性毁灭”效应更加明显,企业增加研发强度抑制产出波动的作用逐渐变弱。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多样化效应具有抑制产出波动的作用。因此,企业应保持适度的研发强度便于抑制产出波动、保障生产供给侧稳定。     

普天：平衡优化之道

3G手机的技术和市场推广难度大，单个企业很难轻易完成研发、推广和销售工作，而集合普天整个集团的力量显然更容易成功。虽然普天能否成功还无法确定，但市场机会对普天还是十分有利的。     

研发投资强度与上市年龄——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在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采用混合数据OLS回归检验研发投资强度与上市年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特征。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年龄对研发投资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年轻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呈现“倒U型”特征,出现“创新衰退”效应,新兴行业更加明显;中老龄（老化）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呈现“正U型”特征,出现“转型”效应,传统行业和中小型企业的“转型”效应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不同产业特征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研发与学习的影响研究

以产业共性技术和产业内竞争两个参数来表征产业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两阶段双寡头竞争博弈模型,用以分析两个寡头企业绿色研发和绿色学习的决策行为。探讨了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种方式下,不同补贴方式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产业特征参数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及其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既推动了产业特征对企业绿色研发和绿色学习影响的认知,又进一步深化了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绿色行为作用效应的研究。     

新兴技术企业跨界创新实现机制研究——基于智轨快运系统案例分析

新兴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技术间跨界融合和不同企业间跨界合作,使得创新网络结构现有特征改变,进而加速了新兴技术的跨界创新。以智轨快运系统为研究对象,探究新兴技术企业实现跨界创新的行为作用机制,分析跨界创新网络特征及其背后的演化逻辑。研究发现,新兴技术企业的跨界行为改变其网络结构与关系嵌入,进而促进跨界创新实现。在此过程中,新兴技术企业通过技术跨界行为构建技术网络,促进不同技术融合,推动技术跨界创新实现;通过市场跨界行为形成市场网络,促进技术与市场融合,助力市场跨界创新实现;通过推动技术网络与市场网络协同发展,不断进行跨界创新的价值创造,增强跨界创新的可持续性。该研究丰富与完善了新兴技术跨界创新理论,为新兴技术企业实现可持续创新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已经成为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是否能够通过研发国际化行为提升母公司的创新绩效,现有文献对该问题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文章基于2011-2017年间沪深两市310家信息技术业上市跨国企业的年度观察数据,采用泊松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企业研发国际化与母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首次从逆向知识转移的视角,探讨了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显著促进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以研发投入强度衡量的企业吸收能力显著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以布劳异质性指数测量的地理多样性则显著负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行为具有重要启示。该研究发现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加大海外研发投资力度以提升母公司创新绩效,且为更好地实现外部知识的逆向转移,应同时提高企业总体研发投入强度。但作为新兴经济体企业,不宜在地理分布上实行快速扩张,否则较高的沟通和协调成本将弱化逆向知识转移的程度,而不利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     

快速实现技术产品化、产品商品化的探讨

为了有效地推进技术产品化、产品商品化,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精心研究市场现状和产业链关系,对当前新型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快速实现技术产品化、产品商品化进行了探索,通过对技术产品化、产品商品化的现状分析,提出了快速实现技术产品化、产品商品化的途径与方法,使得企业能主动适应市场并影响市场,根据市场需求对产品进行快速的协同创新与实现,促进对企业强大盈利能力的锻造和企业核心技术的构筑。     

海南自贸港12个重点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提升策略

12个重点产业对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普遍存在科技能力不足的问题.研究发现: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相较于2013年,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人员投入和专利产出均较大幅度减少;企业的研发主体地位不突出,企业在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的占比低;全省科技投入强度弱,技术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省内企业对技术的需求有待挖掘.借鉴农业机械和医药制造的科技支撑产业发展经验,提出强化政府引导、保障技术供给、挖掘技术需求方面的建议,着力提高科技对12个重点产业的支撑引领能力.     

The Impact of R&D Cooperations and Mergers in Pharmaceuticals on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Drugs Offered on the Market

In the last 10 year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steep, unprecedented price increases which are frequently attributed to increasing drug development costs. To cope with rocketing development costs, companies engag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cooperations. We study the impact of R&D cooperations on firms'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drugs offered on the market. Using a comprehensive dataset, we find that R&D cooperations formed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R&D projects and the number of drugs offered on the market. Late stage R&D cooperations, formed among larger firms in technology and product markets, increase firms' research activities, but reduce the number of drugs launched on the product market. Results suggest that large firms cooperating in the late research stage re‐optimize their R&D pipelines and eliminate similarly aligned research projects.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创新效率为测度对象,选取南京市高新区纳入统计的科技型企业为样本,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分企业生命周期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初创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激励效应,而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基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水平、企业所处生命周期、改善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研发新模式研究

研发联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政策工具。通过问卷调查、实地座谈和统计分析研究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在研发合作中的新模式。研究发现,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已经形成了包含研发中心、工程中心、研发基金的多种研发合作新模式。研发联盟是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的主要形式,大部分联盟从事前沿技术研发,联盟内部知识共享程度较高,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是主要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形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内行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是研发联盟的主力军。建议相关部门采用集中化的资助制度,围绕中关村每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打造1-2个研发联盟。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11—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异质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除了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直接正向激励效应外,而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而产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在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产权性质在两者间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