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2000~2013 年教育质量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数据,实证检验了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具体到教育质量内部,则发现我国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生师比不断下降却反而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教育侧重于量的积累而忽视质的提高所致。因此,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改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现状,并通过缩小区域教育质量差距来缩小区域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差距.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手工查找的2005-2010年全国2855个县区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2000-2011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U"型变化;(2)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融资约束则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3)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存在行业、所有制和地区间的差异,劳动要素密集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大;对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大于东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7～2015年CEPII数据库中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一方面促使企业选择以低价竞争策略替代质量竞争策略,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又使出口企业获得成本优势,促使其选择扩大出口规模,进而产生收入效应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然而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却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随着进口国收入水平的降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最后对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促进作用。此外,贸易便利化对质量越高的出口产品抑制作用越明显。     

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下游参与程度提高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分组检验中看,企业GVC上游参与度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稳健的正效应;而下游参与度提高的效应对于不同特征的组别存在差异,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一般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的质量效应较明显,而对于国有企业该效应较弱;低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而对中、高技术类型企业来说则有显著的负效应。文章还发现GVC下游参与通过"中间品效应"、"溢出效应"渠道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事实汇率制度、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研究事实汇率制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上,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行出口贸易的生产率阈值,低效率企业涌入使出口产品质量下降;但企业生产率提升不仅能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还能缓解固定汇率制度对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阻碍,固定汇率制度不再对高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阻碍作用。企业产品细分层面数据的机制验证发现,只有少数中国企业能够达到固定汇率制度不阻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所要求的生产率阈值。因此,事实固定汇率制度阻碍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提高企业生产率才是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的研究

文章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建立在人力资本视角基础之上,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理解为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经验资本三个方面。调查结果表明,健康资本和经验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而教育资本的影响则不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应从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入手。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加强职业教育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指20世纪80-90年代出生在城市、长大后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初高中文化水平适应不了企业高端科学技术岗位的要求：缺少参加职业培训的思想意识与各种条件;缺少思想政治教育,导致人生价值观扭曲。进一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素质的措施有：广泛宣传法律知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及保险法的签订率：建立完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职业技术培训制度;提供个性特色的技术培训体系;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新职业培训法律与法规等。     

中间品进口、自主创新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在阐明中间品进口和自主创新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自主创新视角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使用2007～2018年113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进一步验证微观结果的稳健性.研究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中国产品出口结构研究

在中国即将加入ＷＴＯ之际,中国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而导致出口产品结构不够优化、竞争力不强已成为制约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的“瓶颈”。为了使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合理而有效地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必须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出发,对于传统出口产业,摆脱过分强调中国同其他国家经济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的比较优势指导思想,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对出口贸易结构采取战略性调整和适应性调整并举的方针,合理确定传统出口产     

基于产品基因理论的供应链产品质量风险传导研究

文章首先总结了企业基因理论和产品基因理论,其次在此基础上从内涵、特征、分类和产品质量类型等方面提出了基于管理视角的产品基因理论,然后以此理论分析了供应链产品质量风险基因遗传过程,最后以乳制品供应链为例,分析了牛奶质量风险在供应链上的传导过程。     

产品生命周期、产品质量提升与中国出口市场演进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企业产品质量和出口市场选择模型,文章分析了产品生命周期背景下中国由产品质量提升所致的出口市场由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转移的演进过程。在中国承接国际生产的初期,由于较高的质量生产成本①使得企业只能以低质量产品向南方国家出口。随着产品生命周期背景下国际间知识溢出和技术的扩散,质量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企业逐渐在后期能够以高质量产品向北方国家出口以获取更高利润。文章借助于三重差分方法以及新产品相较于旧产品差异化的演进过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识别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以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模型的推论。     

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基于内生劳动供给模型的研究

本文在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劳动供给模型中假定居民可以将一定比例的收入以资产的形式持有,以此来分析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汇率变动对均衡就业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商品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和其临界值的相对大小。由于我国的现实条件所限,当前中国居民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较大,因此汇率升值将不利于我国就业,1980年至2005年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个结论。     

新时代家庭劳动教育困境、影响及对策研究

劳动可以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劳动教育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关键环节。家庭在教育中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科学有效的家庭劳动教育对提高青少年核心素养影响深远。但由于家庭、学校、媒体、社会等原因,当前家庭劳动教育在教育环节、教育内容、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和问题。加强家庭劳动教育需要提高家长劳动教育能力,构建家校共育的劳动育人格局,丰富媒体对劳动教育的宣传,营造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文化氛围。     

大城市劳动力供需平衡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文章在经济转型和大城市人口调控背景下,研究了上海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趋势与外来劳动力需求情况。研究显示,在上海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下,2015-2020年外来劳动力需求量在700-856万人之间,这使大城市在对待外来劳动力上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另一方面面临着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压力。目前上海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岗位上更多的是一种优势互补关系,对外来劳动力歧视有悖于社会公平理论,同时政府的强行调控政策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尽可能地创造出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秩序,让市场在调节劳动力供需和结构性短缺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国家质量声誉、国家软实力与企业出口利润

文章在理论模型中证明了当存在产品质量信息摩擦时国家软实力的发展对出口利润的影响。当进口商面临在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之间做出购买决策时,特别是这些出口国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国家质量声誉时,国家软实力会起到类似广告促销的作用。实证分析中利用中国2004~2006年企业微观出口样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不被施加任何约束的条件下,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发展不但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利润总额,也提升了出口利润增长率。但是,由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速度落后于国家软实力的发展,随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企业的出口利润增长率不升反降;在出口利润增长率陷入恶性循环时,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和发展战略都会面临挑战。因此,提高产品质量是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人力资本与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考察

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与出口产品质量四种假说,即人力资本要素功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人力资本规模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人力资本市场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采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库进行实证检验,并引入地区虚拟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结论如下:人力资本、固定资产以及企业的从业员工数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人力资本的规模效应、溢出效应以及市场功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东部地区省份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市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省份可能没有形成人力资本的市场效应,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该考虑人力资本市场效应是否形成。     

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成本与相关主体利益匹配:广州证据

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成本对农产品零售价格的影响极为明显;农产品品种与供应链流通成本高低存在关联性;最后一公里现象是农产品零售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成本的结构不均衡导致了相关参与主体承担的风险差异较大。从流通环节、流通效率、流通技术和公共产品等多个维度,提出促进新型供应链模式发展、创新批发零售管理模式、推进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改革流通税费政策制度等降低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成本的优化路径。     

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与子女劳动力供给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3年数据,本文考察了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采用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作为私人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克服了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提高1%,子女的日、周、年劳动力供给将分别降低0. 0254%、0. 0536%、0. 0991%,据此测算,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将使全国劳动力日劳动供给减少约5. 24万小时。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父母通过私人转移支付"购买"子女提供的关爱、照料服务而挤出了子女的劳动力供给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研究还发现,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只存在集约边际,而不存在广延边际,即其仅减少了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而并没有使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自上而下的代际转移支付带来的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