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分配效应的述评

由于很多国家内部工资差距的日益恶化,"FDI-工资分配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三方面综述了FDI流入对发展中东道国工资分配的影响,分别为FDI对不同地区之间工资分配的影响;FDI对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FDI对东道国平均工资率的影响.最后一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经济全球化、劳动力转移与我国沿海-内陆地区工资差距的实证分析

采用Theil指数量化了我国地区工资差距,并将其分解为沿海和内陆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工资差距;分析FDI、出口溢出、劳动力转移等影响沿海一内陆工资差距的机制,建立实证模型,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FDI的地区分布差距对于工资差距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机制,地区间的出口溢出和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扩大了沿海一内陆工资差距,教育投入、技术进步等也是影响地区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     

制度落差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对称效应——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制度落差的方向属性使其在影响FDI上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效应。现有文献尚缺乏不同方向和维度制度落差影响FDI的研究成果。笔者尝试区分制度逆差和制度顺差,构建制度落差和东道国(地区)投资自由度影响中国FDI的扩展引力模型。由此,采用2009—2018年中国对78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运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实证检验制度落差影响中国FDI的不对称效应以及东道国(地区)投资自由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证实:制度逆差和制度顺差对中国FDI具有差异化影响,管制逆差和规范逆差对中国FDI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管制顺差和规范顺差对中国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东道国(地区)投资自由度发挥了调节作用,增强了管制逆差和规范逆差对FDI的促进作用,减弱了管制顺差和规范顺差对FDI的阻碍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制度落差影响中国FDI的不对称效应,丰富了制度落差和FDI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为相关部门从制度落差视角结合东道国(地区)投资自由度指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和FDI对中国行业工资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中国行业层面的工资差距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行业层面的工资差距在2000-2007年间在总体上呈现出发散的态势。在此基础上,选取劳动生产率作为参照基准,对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公平性进行了价值判断,对比劳动生产率,行业工资差别未能合理地反映行业的劳动差别,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为了减缓和扭转行业工资差距不合理的状况,本文选取了九大行业作为分析对象,对中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引致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作用,促进了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收敛。FDI通过产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的作用,扩大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设立统一的FDI准入门槛以便提高引资质量,有助于缩小我国行业间的工资差距。     

浅析中国宏观因素对FDI进入方式的影响

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1995—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东道国中国的角度分析影响FDI进入中国方式不同的宏观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的FDI存量、市场规模、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内资金配套能力对FDI进入方式中的新建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对跨国并购没有影响。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对FDI进入方式中的新建投资没有影响,却对跨国并购有影响。     

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基于全国与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1983-2010年的全国总体数据,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无论长短期内均会抑制FDI流入,而经济增长会促进FDI流入;汇率和经济增长为外商直接投资单向的Granger原因,而工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同时,通过对1990-2010年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东北地区FDI流入的影响最小,其影响程度远小于平均水平;工资上涨对东部FDI流入的影响最小;经济增长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FDI流入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平均水平,而对东部FDI流入的影响程度小于平均水平。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的研究——基于FDI变量内生性的分析

FDI常常被认为是资本、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等的组合,它不仅能够给东道国带来充裕的资本还具有技术扩散作用,能够提高东道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世界银行1993年指出"FDI带来了相当大的利益:技术转移、管理诀窍、出口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想更加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更新管理技巧、发展出口,就必须更有效地吸收FDI"[1]。     

金融发展与FDI的挤出效应机制研究

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国内资本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上看,若东道国没有融资约束,即金融发展水平较高,FDI会凭借其在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和政策上的优惠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若东道国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即金融发展水平较低,FDI会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利用我国1978-2006年的省份数据和面板分析方法,通过分析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挤出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的较高金融发展水平是降低FDI对东道国国内资本挤出效应,从而产生挤入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     

FDI与国际收支关系动态分析

FDI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多渠道多方向的。纵观国内外,学者们对FDI国际收支效应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且观点主要来自于经验研究和经验判断。面对这样的研究现状,本文建立了FDI影响国际收支的整体动态模型,给主要来自经验分析和经验判断的FDI国际收支效应研究提供一个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企图解决两个问题:(1)外国直接投资及其利润回流是否必然会导致东道国国际收支逆差;(2)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回流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天津市滨海新区FDI外溢效应的经验研究

FDI作为集资本、技术、管理和国际营销网络为一体的一篮子资产,通过外溢效应可以有力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对于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提升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吸引FDI较为成功的地区,FDI分布行业较为广泛,为研究FDI外溢效应提供了较好的实验样本。本文选取天津市滨海新区工业行业FDI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滨海新区工业企业的产出水平、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影响。     

垄断对市场价格及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

通过分析垄断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对不同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公平分配的影响,以及初次分配中垄断差距导致的异质需求及其经济后果表明:垄断工资及垄断利润分享导致了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当收入差距扩大形成了异质需求过后,资产的市场价格上升,诱致价格泡沫和投机行为,并进一步损害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恶化社会公平分配。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利用外资、境外直接投资运行的年度来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利用外资、境外直接投资运行的年度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以及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长短期影响,以及论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结构的影响,目的在于验证：在规模层面,东道国汇率升值会抑制资源导向型FDI流入,刺激市场导向型FDI流入。而东道国汇率波动幅度均会导致资源导向型FDI或者市场导向型FDI规模减小。     

国际直接投资FDI影响理论中的吸收能力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DI,是同国际间接投资相应产生的一种国际投资方式。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分为决定理论与影响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FDI吸收能力的研究日益突出,本文主要进行影响理论中的吸收能力研究,从发展主义理论、经济民族主义与依附论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三方面来分析FDI影响理论中的吸收能力,有效地提升东道国的FDI吸收能力,可以拓宽外国资本金的流入,对于东道国和投资国的经济发展都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双边的经济发展。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下的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众多的决策者与学者相信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明确,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环境和条件(即吸收能力)的制约.近几年,金融发展成为东道国FDI吸收能力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文对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分析,以期为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FDI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梳理FDI影响东道国就业技能结构的理论机制,将原始数据归口到直接消耗系数表中的15个相应行业,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FDI拉动了我国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无明显影响,恶化了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FDI水平效应抑制了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拉动作用不明显,是恶化就业技能结构的渠道;FDI前、后向关联效应拉动了制造业总体就业,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随着行业FDI进入程度的提高,FDI前、后向关联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均逐渐提高。     

从东道国特征角度浅谈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被定义为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与之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不过多关注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而是从东道国特征的角度出发,将研究重心放在FDI的决定因素上。为此,我们主要考虑三个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FDI Policies),并定量地寻求到这些变量与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十分有力地突显了对宏观经济进程进行相关性理解的作用,并强调了深刻理解本国与东道国间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从东道国特征角度浅谈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被定义为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与之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不过多关注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而是从东道国特征的角度出发,将研究重心放在FDI的决定因素上。为此,我们主要考虑三个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FDI Policies),并定量地寻求到这些变量与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十分有力地突显了对宏观经济进程进行相关性理解的作用,并强调了深刻理解本国与东道国间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一、江苏省利用外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MNCs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己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FDI的重要来源,跨国公司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一般认为是增加资本存量、劳动力和中间品需求,刺激产品出口和提高生产能力,除了这些直接影响外,跨国公司FDJ还能对东道国企业产生间接影响,一个可能的间接影响是增加竞争压力,刺激本土企业改善效率;另一个间接影响是跨国公司对先进、复杂技术转移而产生的扩散,这些间接影响在文献上通常称作技术溢出(spillovers).     

基于国别视角的FDI与经济增长、汇率关系的比较研究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FDI在一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了东道国经济增长和汇率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系统梳理了有关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和汇率变动间关系的现有主要研究成果,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分歧。并基于国别的视角,通过对日本、印度、中国、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冰岛、荷兰等9个经济体进行实证研究,检验了FDI不同效应的存在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02年CHIP中的城镇数据,从微观上控制劳动者的个体特点、职业特征和企业所有制特征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将FDI引入收入方程,实证研究了FDI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低技能劳动力收入的促进作用小于对高技能劳动力收入的促进作用,FDI拉大了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相关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并且发现FDI拉大了国有企业劳动力与非国有企业劳动力的收入差距,FDI拉大了资本收入者和劳动收入者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