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

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深层次推动力.本文首先分析了制度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接着在讨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问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趋势变动的实证研究:1978～2006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索洛剩余"来测算经济增长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属于粗放式的,并且有逐渐恶化的趋势。本文认为,"索洛剩余"是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共同结果,而制度变迁又主要体现为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这意味着,今后我国度改革方向应以技术激励性制度变迁为主。     

国经济增长方式趋势变动的实证研究:1978～2006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索洛剩余"来测算经济增长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属于粗放式的,并且有逐渐恶化的趋势.本文认为,"索洛剩余"是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共同结果,而制度变迁又主要体现为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这意味着,今后我国度改革方向应以技术激励性制度变迁为主.     

自然资源禀赋、经济权利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选取2000-2011年中国31个省级单元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方法将经济权利禀赋纳入自然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探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权利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源丰裕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作用力较小;在经济权利禀赋中,物质资本权利、劳动力使用权利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且作用力度较大;人力资本权利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但不显著;制度变迁权利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而制度供给权利与区域经济增长虽正相关,但不显著。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与中国能源低碳转型

本文基于诺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尝试以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诠释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简称"配额制")的制度安排对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由上网电价向配额制转变的这一制度变迁中,其经济绩效取决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向是否协调一致.结果表明,采取基于配额制的绿色证书交易这一既非激进式又非渐进式的综合变迁方式,能有效契合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短期发展特征,并有望实现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最终目标.     

经济制度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制度变迁的影响更为明显.将经济制度变迁代理变量指标与资本相结合建立模型,研究表明经济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明显,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制度与经济增长综述

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有效率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无效率的制度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很多,把制度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过程,贯穿于西方经济增长思想史的始终.本文就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对西方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进行了论述,并且简单的综述了我国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代表性文献的研究内容.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

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是钉住美元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曾使中国成功地渡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国际经济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并使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的加快,国际资金流动的飞速增长,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完成,现行汇率制度会越来越与外部经济环境不相适应,新的汇率制度将会应运而生。即汇率制度由钉住汇率制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转变,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尤为重要。本文浅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指出在具备何种外部经济条件下进行制度变迁成本最低。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文献述评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既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者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进步,同时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者则更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强调二者的互动共同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看法,但二者之间互动的动力源问题并未得到过说明。     

制度变迂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时经济增长核算基本式进行拓展，引入制度变迁变量，通过中国31个省（直辖市）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经济增长源泉的实证分析，认为1998—2008年11年间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源泉，不过相比于劳动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所起的作用还是相对较小，但是其作用不容忽视。为此中国需要不断优化社会制度和加快技术进步从而为经济集约型增长注入活力。     

浅谈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安排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分析比较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各种理论学说观点,对正确认识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因及今后改革发展趋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制度分析视角中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以投资效率为中心

贸易开放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基于这个认识，本文在Krueger,Bhagwati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贸易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框架，并以DoUar系数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对1953-2004年中国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中国的确存在出口导向型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为满足国外部门需求而挤压国内消费，容易产生经济波动。因此，研究证实，中性贸易体制是现阶段更为理想的选择。     

山东省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研究——以德州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其制度结构、资金供给以及人才引进存在较大问题,往往遇到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的问题。本文以山东省欠发达地区——德州市为例,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借此为类似的地区提供制度结构创新的依据与建议,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西北部地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陕西、甘肃等西北部六省份在产权多元化、市场化程度、收入分配格局和对外开放程度四项宏观经济制度方面有了重大改进.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对制度变迁的量化,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测度了制度变迁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制度的角度看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解释 在制度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制度的不可量化性,用数量经济学方法直接证明制度变迁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困难的,这里我们只能给出几点描述性的经验证明:第一,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以1978年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后一阶段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前一阶段.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道路,还没能真正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制度方面的因素的原因。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往往是难以简单移植的,强制性地正式规则的照搬照抄,非正式规则有其路径依赖的作用,并没有发生同步和配套的改变。本文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破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赖以生存的环境,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来实现＂路径依赖＂的＂路径替代＂。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学派的演变发展,制度逐渐被考虑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经济的动态演变拥有一个配套的制度特征,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但在对这两者的研究中,各学者采取的方法存在显著的差异。文章从制度环境、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等方面试图将国内外学者主流的研究方法思路进行梳理和总结。     

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研究——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各新兴产业的制度变迁指数,利用行业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等在内的C-D模型,以检验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兴产业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力量仍然是资本投入,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虽然较高,但仍存在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因此,应进一步坚持各项制度创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使新兴产业走向集约型、质量型发展道路。      

现代经济增长的综合分析框架:分工—制度—品牌模型

分工带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上升,因此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安排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分工带来的产量增加和产品多样化却会导致消费者的选择成本上升、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效率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使生产和消费不能保持均衡发展,妨碍了经济增长。而品牌和品牌品类化则是产品多样化时代能有效降低消费者选择成本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分工及专业化与制度及其变迁从生产或供给角度解释了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而品牌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消费者的选择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分工—制度—品牌模型可以成为当代解释经济增长的综合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