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司法现状审视非法取证之诉讼监督机制

证据是贯穿诉讼程序始终的核心和基础,证据取得的合法性对案件的办理和结果是否合法具有关键作用。本文剖析了检察机关监督非法取证的难点所在,并且结合当前检察工作实际,对完善侦查取证的诉讼监督机制进行探讨和思考,以期为探索检察机关切实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有效途径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     

内幕交易罪的司法困境及出路研究

近年来内幕交易案件频发,无论是"杭萧钢构案",还是"上海祖龙内幕交易案"都在司法认定方面引起了理论和实务界的较大争议。这充分表明,在认定内幕交易罪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待解的难题。只有在对这些司法难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重构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改善内幕交易行为的取证路径、强化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完善机制设计,才能破解司法难题,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保障证券法律法规得以遵守和执行。     

从证据角度看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预防

本文详细分析了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因素,包括侦查机关取证不规范、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证人出庭作证规则不足。针对分析的原因提出了三点预防错案的具体建议,即禁止非法取证,强化诉讼证明标准,完善证人的出庭作证制度,希望能对学者们的研究有所帮助。     

浅议公诉中非法证据之排除

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刑事诉讼实务中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刑事证据与刑事诉讼任务的落实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做到准确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不放纵犯罪，不冤枉好人，正确地执行刑事法律，首先要正确运用合法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非法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否应加以排除，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只是在第43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作了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尤其是其中公诉部门，在某种程度对刑事案件具有终局性的决定权，应承担起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监督行政对权利的影响——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基础的解释学展开

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脱离诉讼请求的合法性审查,理论上无法构建体系化的诉讼模式,实务上也充斥着程序空转的“陪跑”悖论。昔时掺杂浓厚司法与行政两权对抗的司法审查技术,可以尝试以请求权基础来构建一套较为统一与温和的行政诉讼法体系,即对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起始的诉讼目的进行全新的解释学阐微。相对弱化而非否定合法性审查作为诉讼要件的地位,将诉讼请求作为一独立的诉讼标的予以分析,可消解监督行政异化为权力衡平之术的质变,亦定分止争而尘埃落定。与第1条休戚相关的第2条与第12条也应做出相应解读,前述两条中的“认为”句式表征了此处应一致解释为原告的诉讼理由,或者是第49条所指明的拥有具体诉讼请求的表现。而第6条可限缩解释为与诉讼请求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诉讼请求框定了案件审理范围,是诉讼类型化的依据,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根源于此、受制于此,而不是来自监督行政的需要。以请求权基础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模式可容纳司法审查的裁判模式来直面争议,促进实现案结事了的诉讼新格局。     

用税监督权的司法实现路径--以财税公益诉讼为视角北大核心

税款的使用对于国家财政的稳定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税权的权能包括用税决策权、用税执行权和用税监督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用税决策权审查和批准政府预算,对行政机关的用税执行权进行事前和事中监督,但因预算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缺位导致政府用税监督链条断裂,需要司法诉讼制度进行补缺。因此,纳税人充分行使用税监督权可以借助于财税公益诉讼制度。财税公益诉讼是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延伸。本文通过案例统计研究方法对财税公益诉讼涉及的程序和实体问题进行总结和梳理,深入分析财税公益诉讼制度对于保障纳税人用税监督权的现实效果与存在问题,为财税公益诉讼的起诉标准、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司法审判的形式与内容等重要实践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和解决思路,以期将纳税人用税监督权与司法机制相结合,规范主体机关用税行为,更好地保护纳税人整体利益。     

论非法证据排除

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该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然而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致使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制定出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与西方发达国家日臻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比,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然先天＂残疾＂。本文剖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论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体现程序正义和司法文明、保障人权、抑制非法取证行为、减少和防止冤假错案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重点从我国国情出发,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采用平衡兼顾原则合理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提出了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想,希望有助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兼论检察机关的适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司法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从实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真正完善与实现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本文在阐明非法证据及规则概念、特点的基础上,从检察机关的角度阐述该规则的适用。     

民事能动司法的功能分析——以调解制度为视角

在我国目前的"能动司法"的大环境下",调解之风盛行"作为"能动司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探讨和争议。而最新颁行的民诉法修正案中"先行调解"入法也标志着我国立法对能动司法的肯定。结合我国司法的实际情况,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诉讼和解制度,切实贯彻自愿原则、合理界定调解的适用范围、细化瑕疵调解的救济情形,为法院调解活动设定必要的限度,才能建立民主、公正和富有效率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这也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动司法"的必经之路。     

综合信息

坚决打击保健食品"四非"专项行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5月初至9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保健食品"四非"专项行动。这是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成立后开展的首次全国性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保健食品"四非"行为:一是打击保健食品非法生产行为,比如地下黑窝点生产或企业未经许可生产保健食品等;二是打击保健食品非法经营行为,比如经营假冒保健食品文号、标志以及未经批准声称特定保健功能产品,以会议讲座等形式违法销售保健食品等;三是打击保健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四是打击保健食品非法宣传行为,比如在广告中夸大功能范围、宣称保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等。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也在加紧进行。而证据规则的建立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的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进行,但只仅仅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发展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虚开案件行刑认定冲突与协调

虚开案件的违法行为以虚开行为和非法抵扣行为为核心,受税法和刑法的共同规制。实践中一些虚开案件在刑事司法中因抵扣行为未使国家税款受损不构成犯罪,而在行政执法中被认定为偷税,引发行刑认定冲突。税收违法行为的共通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法益是虚开案件行刑认定的联结纽带。偷税罚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均以保护国家税款利益为共同法益,只是刑法在逃税罪之外,对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违法手段作特殊评价,而税法包含在偷税罚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偷税罚具有相同的构成要件要素,均可涵摄非法抵扣行为和国家税款损失结果。因此,两法域对非法抵扣行为造成的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认定应保持一致,综合增值税全链条作实质判断,禁止形式推定,从而区分“脱税罚”和“秩序罚”,以实现过罚相当。     

民事诉讼虚假诉讼治理思路的再思考——基于实证视角的分析与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虚假诉讼的规制以案外人权利保护为核心。在规则实施过程中暴露了权利保护滞后、手段单一、成本高、难度大等方面的问题。欲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转换思路,统一民、刑对于虚假诉讼范围的界定,将"虚假行为"主观故意"与"妨害司法秩序"作为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对于"单方实施的虚假诉讼"与"串通实施的虚假诉讼"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与程序。同时注意虚假诉讼的民刑衔接程序的设计。     

建立纳税人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行政公益诉讼可以使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与监督的法律权利得到实现。从财税领域来看,行政公益诉讼表现为纳税人公益诉讼,是由纳税人以其纳税人身份提起请求禁止财政公共资金违法支出、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诉讼,以使公共利益免受侵害。     

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论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一直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本文从目前在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对强化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有关措施进行探讨.     

加强内部控制，防范银行经营风险

内部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企业生命力的重要保证,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银行业尤其如此。由于有些金融企业内部控制薄弱,导致会计造很行为严重,财务报告严重失真,有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健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敛财,企业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为此,建立健全银行内部控制制度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部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内控机制刻不容缓。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牢固树立稳健经营意识,完善商业银行内控运行机制,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强化稽核监督,有效防范银行经营风险的发生。     

试论我国国内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

仲裁作为一种司法外解决争议的制度化形式,由于其本身所具有公正、高效、快捷、保密等优势,已经成为与诉讼并肩而立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式之一。随着仲裁迅速发展,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就成为一种必然。仲裁的司法监督实质上是处理仲裁与司法权的关系,仲裁的性质决定了司法监督的必然性。公正合法的司法监督能够促使仲裁发挥更好的非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本文从仲裁的自主性和运行机制上分析了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必要性,论述了国外仲裁司法监督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国内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规定及弊端,提出了完善我国国内仲裁裁决司法监督体系的建议。     

游文丽

■简介 女，副教授，现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86年至今一直从事法学研究。担任法学基础、经济法、诉讼实务、律师实务和司法文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所授课程均受到学生好评。1990年获得律师资格，并在北京明华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域引入公益诉讼的理论探讨

2013年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自此公益诉讼正式走上立法舞台,并即将步入司法实践。本文从国内金融消费者维权困境出发,阐述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域引入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域实施公益诉讼的基本思路。     

我国民商事仲裁诉讼化的原因与消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商事仲裁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诉讼化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仲裁制度内部的契约因素与司法权因素的失衡。仲裁诉讼化表现为程序繁琐严格,司法监督过度,实体裁判中商业惯例和行业准则匮乏。仲裁诉讼化破坏了仲裁的独立性,制约了仲裁的健康发展。当前应重树当事人意思自治理念,放宽仲裁协议的要求,丰富仲裁裁决的标准,弱化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