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投资优先序问题调查

从农村基层视角,实证分析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和进一步投资优先序问题。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结构性和区域性不足;今后投资优先序依次为农业水利设施和道路、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等,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不同区位、不同收入水平下优先序存在显著差异。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正确确定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优先序,进而区分轻重缓急、合理确定各项公共物品投资规模,实现有效供给。     

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意愿分析——基于陕西关中地区24个乡镇102个村的调查

文章运用2007年7-9月陕西省关中地区24个乡镇102个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满意程度以及农民的投资意向。研究表明,农民对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满意度最低,但农民对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投资意愿却是很高的,仅次于农民对农村道路的投资意愿;而农民对文化娱乐公共项目投资的满意度和投资意愿都很低。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根据目前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意愿,加大对农民不满意但又有强烈投资需求的项目的投入力度;对农民既不满意也不愿投资但与新农村建设相关的项目也应给予鼓励和支持。     

农村公共服务评价与位序结构优化：兼论供给策略的选择

通过测评农民满意度评价,考察了浙江W市农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三类12项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揭示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民需求强度为依据,确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位序结构,并归纳形成了W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和区域性供给策略。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优先次序研究——基于赣罗霄山区农户的视角

从农户的视角,在对国家扶贫开发的集中连片困难地区——江西罗霄山区样本农户满意度和需求度的问卷调查及访谈数据统计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和需求度矩阵模型,对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优先次序深入地分析,并得出结果。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农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要义。     

基于SEM的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以西咸新区为例

以西咸新区实地调研数据为依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构建社区居民满意度模型（ACSI）,对公共服务农户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以了解不同发展程度、有明显地域差异的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和经济状况的农村社区居民对西咸新区公共服务农户服务满意度总体情况,以探寻影响农村公共服务农户公共服务满意度因素内在结构与传导机理。研究表明：公众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满意度的直观影响较大,是决定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是否满意的首要因素;公众期望和公众满意度成反向关系;政府取得公众信任的首要前提是公众满意度的获取;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而农民满意度根据其需求状况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基于浙江255位农民的调查

该研究通过对浙江255位农民的问卷调查,就浙江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现状、需求位序结构和影响因素等问题作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浙江农民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满意度普遍较低;浙江不同地区的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评价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明显,呈现一定的位序结构特点;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受农民的年龄、婚姻状况、所在地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优先序——基于广东英德、鹤山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在广东英德、鹤山两市实地调查的数据,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优先序的选择.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道路的投资比例远远高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比例;但是农民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更加需要,这一情况在贫困地区更为突出;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优先序选择受到农户土地类型、土地流转情况以及村级过去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农民消费倾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优先序研究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缺乏配套的公共产品供给,造成了农村消费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从而出现农村潜在市场难以启动的现实难题。文章从农民消费倾向的角度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应供给的公共产品,最终使公共产品按照优先序供给以实现最有效率的供给。     

民族地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优先序研究——基于恩施自治州S县的模糊相似优先比分析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所收集到的恩施自治州S县的面板数据，对S县在财力约束条件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优先序进行了模糊相似优先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税费改革后，S县财政自给能力锐减，有限的县级自有财力和上级转移支付只能优先对农林水事、教育和公共安全加以扶持，而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则相当薄弱，该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缺口仍然很大。基于个案实证和民族地区县级财政存在的共性问题，本文对民族地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优先序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农民消费倾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优先序研究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缺乏配套的公共产品供给,造成了农村消费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从而出现农村潜在市场难以启动的现实难题.文章从农民消费倾向的角度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应供给的公共产品,最终使公共产品按照优先序供给以实现最有效率的供给.     

陕西省宝鸡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调查与分析

文章以陕西省宝鸡市3个乡镇12个自然村为样本,通过实地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陕西省宝鸡市的农村公路、农村义务教育、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三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做了详细的阐述。陕西省宝鸡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较之前有所改进,但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突出表现为供给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低水平、不均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约着宝鸡市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加大对宝鸡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对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商品的设想和探讨

农村公共商品投资的内容较广泛,从农业生产性公共商品方面来看,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农村道路和公共性运输工具的投资、部分大中型农用机械和设备的投资、公共性农产品贮藏加工设备的投资和用于生产其它产品的公共性投资等。国家有责任让农民休养生息,农民应该得到回报和补偿,让他们享受工业化的成果,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公共商品。     

人本导向下的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机制研究

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应坚持人本主义理念,以促进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机会的平等性和能力的提高为目标。现存的城乡公共服务失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不畅和农民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体现了城乡居民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巨大差距,削弱了农民参与现代化建设和共享发展成果的均等性,限制了农民发展的张力。文章认为,以人为本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应通过完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增强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协调力,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途径,确立城乡居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共同主体地位,提高城乡居民全面发展水平和促进农民共享城市化发展成果。     

金融公共服务与农村信贷市场“使命漂移”的政策纠偏——基于门槛效应的理论与证据

农村金融市场借贷双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使命漂移"及衍生的锚定效应,使贫困农户长期遭遇正规部门的金融排斥。基于社会公平考虑,政府可通过信息公共服务的"扶持之手"来弥补信贷市场失灵,使贫困农户得以跨越"门槛效应"而参与金融市场,促进金融普惠。使用农户问卷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银行（贷）→农户（借）"层面,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公共服务能降低信息门槛,使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贫困农户;在"农户（借）→银行（贷）"层面,基于自我认知的公共信息服务,有利于诱导农户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综合效果是：公共金融服务可以降低财富（收入）水平的门槛要求、纠偏使命漂移,从而使金融产品能更好地瞄准于贫困农户而不是被误置于富裕农户。     

公共财政视阈下的村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透视——基于浙江台州5村的道路硬化工程调查

农村道路建设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头戏,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财政投资的重点领域。通过对浙江台州5村的道路硬化工程筹资方式进行调查,从调查各村的收入支出着手分析不同村采取不同筹资方式的原因,并探讨村级道路硬化工程资金筹集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种形式筹集农村道路建设资金的社会参与机制。     

当前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对策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不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较落后、农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多影响着当前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幸福。基层组织薄弱和人才短缺制约着新农村建设进程。引导组织农民走产业化道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力度、强化乡村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大力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和实施农村人才工程应成为解决当前农村问题、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对策之举。     

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的影响及对策探析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二元性的特征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的影响,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财政供给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改变教育二元性,促进教育公平,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明确农民的土地产权等对策。     

Transaction costs and crop marketing in the communal areas of Impendle and Swayimana,KwaZulu-Natal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re detrimental to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r existence of markets for inputs and outputs. The cost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 search for trade partners, the distance to formal markets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 are likely to influence the marketing of food crops. This study hypothesises that the level of income generated from food-crop sales by small-scale farmers in the Impendle and Swayimana districts of KwaZuluNatal is influenced by transaction costs and certain household and farm character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pth of marketing methods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ransaction cost proxies, such as cooperation with large commercial farmers and ownership of means of transport. Results from a block-recursiv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crop income generated is determined by the depth of marketing methods, the size of allocated arable land and off-farm income. Households with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sizeable allocated land and off-farm income can be expected to generate higher income from food crops. Investment in public goods such as road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an efficient legal system (to uphold commercial contracts), as well as farmer support services (input supply, extension, marketing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would probably raise farm and non-farm income by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This would increase the effective demand for locally produced goods and services, thus contributing to rural employment and livelihoods within rural communal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