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土地发展权转让机制是解决城市蔓延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市蔓延过度消耗了土地资源,侵占了一些优质耕地,使我国耕地保护形势日趋严峻,而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绝对垄断是城市蔓延的土地制度根源。因此,应进行土地制度创新,通过创设农地发展权,建立农地发展权转让机制,遏制城市进一步蔓延,确保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     

农地“隐性市场化”:问题、成因与对策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出现了集体所有制的农地隐性进入城市土地市场的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机制的驱动 ,农民不愿种地和土地管理滞后。其危害表现为 :破坏市地公平机制、土地收益分配不公、税费流失、破坏城市规划、耕地保护受到侵蚀、滋生腐败等等。针对造成农地“隐性市场化”的成因 ,应该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建立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构筑数字化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和改革土地监察管理体制几个方面解决农地“隐性市场化”问题。     

中国土地政策框架的演进:成就与挑战

本报告概述了中国目前土地政策所面对的主要挑战,讨论了五个相互联系的议题:农村与城市土地制度仍然维持着二元性,以及国家垄断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强制征地和补偿措施的不公平性;农民的土地权利很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转让收益及土地相关融资的过度依赖;降低农地流失率的困难;土地法律框架的不完整性.     

权力扩张与权利约束的博弈——农地征收问题的根本症结及其治理

我国农地征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者利益在一定制度框架中博弈的过程。由于国家所有权过于集中地控制了土地处置权、收益权以及对强制征收权约束的不足,引致地方政府权力扩张,使农地征收在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偏离制度设计的合理预期。解除中央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垄断,给与集体所有权市场交易的权利,限制征收权以增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权力约束,促进参与农地利益博弈各方力量的均衡协调,是解决农地征收问题的根本选择。     

黑龙江省城市化过程中农地制度与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矛盾开始凸显。城市扩张对于农村土地的占用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且由于不合理的征地制度未得到合理、有效的补偿,大量进城农民工由于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而成为"弱势群体",而以土地保障功能为主的均分的农地制度安排使他们很难切断与农村土地的关系,只能采取"离乡不放土、迁移不迁居"的迁移模式。改革开放30年来,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农业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转移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冲突,它反映出我国现行的城乡分割的农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城市化快速、协调发展的要求,农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现行农地征用制度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农地征用制度困境表现在城市土地国有制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农地集体所有制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矛盾。产权的自我保护与政府保护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两大举措。     

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不可转让规则与农地产权保护——农地征用中农民利益受损的法经济学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农村土地在征用中的产权形态和农民利益的保障情况.由于城乡土地制度的分割,政府便成为城乡之间土地流转的惟一中介,农地转化为城市非农用地一概须经过政府的征用才能实现.这种制度安排使农地产权成为一种失去法律防护的权利,它既不能依据财产规则来保护,也不能以责任规则来保护,甚至不能得到"不可转让规则"的保护.因此,农地产权是一种残缺的产权.在城市化运动中,以这种产权为基础的农民利益失去了制度保障.     

“双轨制”垄断与城乡间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差异研究

在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实行“双轨制”管理的背景下,城乡土地征收拆迁市场明显具有买方垄断的特征,征收拆迁补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农地和市地征收拆迁补偿在时间和空间的测算结果表明：地均农地补偿远远低于市地补偿,但农地的人均补偿却高于市地,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在不同权重下的差异。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征收拆迁、土地财政和土地市场等方面的“双轨制”垄断的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竞争、土地垄断供给与城市化发展失衡

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和土地垄断供给的双重视角,利用中国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失衡现象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理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间以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为导向的竞争机制,为地方政府偏重推进空间城市化、忽视推进人口城市化提供了内在激励,而土地的政府垄断供给则为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来实施这种偏重空间城市化的行为提供了手段。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失衡。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间竞争越激烈,土地供给数量越多,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发展失衡的程度就越严重。这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和土地垄断供给对城市化发展失衡确实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推进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和土地供给制度改革,是实现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农地市场的制度缺失与政府规制研究

透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路径,近年来,土地资产的商品、资本属性日益凸显,土地流转的速度日渐加快,地产交易日趋活跃。然而,因对土地经济功能认识的不足,农地市场交易机制的短缺,土地市场化程度不高,非市场配置、非法交易活动频繁,交易成本极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规范农地交易行为并提升其市场化水平,刻不容缓。本文重点探讨制度缺失对农地市场发展的影响,并基于我国农地市场化发展的取向,提出农地市场政府规制方向。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机制及实证

城市人口规模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数理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实证。由数理模型可得:城市化的技术积聚效应、城市地租、农村人口规模、城市与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农村迁移的冲击等影响着城市人口规模。由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可得,城市土地和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有利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出合理使用城市土地等建议。     

Which Type of Urbanization Better Matches China＇s Factor Endowment： A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Intensive Old Puxi and Land-Capital-Intensive New Pudong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Pudong （East Shanghai） and Old-Puxi （West Shanghai） in their respective ability to absorb rural migrants, the very essence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nstrained by the current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land tenure system, although New-Pudong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most modernized urban areas in the world, it did so under an urbanization model that is government-dominant and characterized by high land-intensity and capital-intensity. This model represents a serious mismatch in terms of China＇s factor endowment that is characterized with a large but relatively poor rural population. In sharp contrast, guided by the market mechanism under private land ownership and free migration, Old-Puxi emerged as an urbanization model that was very adaptable to China＇s factor endowment and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as a model of endogenous urbanization, Old-Puxi is more efficient and inclusive, at the same time more sustainable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and for this reason more applicable to China at a time when China needs to urbanize most of its rural population urgently to avoid the further worsening of the rural/urban divide and income disparity.     

21世纪中叶现代化:城市化

国内外对城市化内涵与城市化方式争议较多 ,城市化既是不可阻挡的全球性浪潮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其内涵有二 :一是农村人口、地域转变为城市人口、地域的过程 ,即城市化数量过程 ;二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扩散过程 ,即城市化质量过程。中国城市化的必然性 ,包括亿万农民的追求、人口众多的国情、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大都市连绵带的辐射 ,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中国城市现代化战略选择是城市发展多元化、创造世界特大城市群体、建立沿海城市经济带、开拓长江城市群体系、整合传统城市群和建立国家城市化目标等。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产生多重冲击与挑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种政策不尽协同。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协同效应,将碎片化的产业政策、土地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公共财税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社会融合政策整合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组织＂的协同体系,可以达到社会稳定和城乡社会结构调整等诸多协同效应理想状态。应从源头机制、保障机制和政策协同主体的整合机制等方面完善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市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的策略研究

城市与农村土地粗放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土地的需求矛盾日益尖锐,提高城市与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迫在眉睫。文章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了目前我国城市与农村在土地利用中存在的粗放低效利用现象及政策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城市与农村在土地集约利用上具体的策略与制度安排。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实证研究——基于1985年～2003年中国数据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历来是发展经济学争论的热点,文章基于全国统计数据,通过城市化及其相关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1985年～2003年中国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结合我国具体经济背景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我国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和渐近式的户籍制度改革。     

自然村城乡统筹发展策略研究——以广州市南沙区南横村为例

城乡统筹发展一直是城市化的难题，以往，我国城乡统筹问题研究偏于宏观和理论，实施性较差。本文以一个自然村为研究对象，从土地利用、经济发展、城乡结构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探索城乡统筹矛盾解决方法，以及具体的实施建设方案。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城市空间扩张与土地集约利用

我国自1996年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经济总量的提升加速城市空间的扩大,大量占用非城市建设用地,而现有自然承载力的限制使得城市化快速发展与城市空间的扩张对土地集约利用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文章构建了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模型,分析动态城市化对不同行为主体的影响,提出低成本、集约型城市化模式概念,以推动和促进我国城市经济的健康、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