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立足我国现实的体制背景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变更的现实特征，通过构建更能反映公司绩效的财务指标——现金收益率，来研究大股东变更所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对大股东变更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国有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公司、大股东变更后半年内董事长变更、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影响大股东变更后公司绩效的主要因素。国有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公司、董事长变更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公司治理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变更对改善目标公司治理机制，增强目标公司管理层压力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为公司重组创造价值提供了实证证据。     

对“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的评论

崔学刚的论文“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下简称崔文），以1997—2000年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变更事件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大股东变更前的股权结构以及变更后的公司治理的改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者发现，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的国家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企业、大股东变更后半年内董事长变更等对大股东变更后公司绩效的改善都有重要的影响。     

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侵占途径的机理分析

一、引言大股东拥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是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根源,有人把大股东掌握和运用公司控制权可以获得的收益分为两种:一是控制权的共享收益,即由于大股东改善公司管理和监督     

浅谈公司大股东与管理者的合谋问题

在当今,无论是规模宏大还是规模尚小的公司,大股东和管理者都是在公司裁决时不可忽略的成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公司大股东与公司管理者合谋程度的两大重要影响因素。了解自己公司中大股东与管理者的合谋关系,有助于营造公司良好公正的员工工作氛围。     

物产中拓（000906）打造区域钢铁物流龙头

公司原名南方建材，于1999年7月7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大股东系浙江省国资委控制的物产集团。大股东物产集团实力雄厚，是浙江省首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公司目前以钢贸、汽车服务两大业务为主，其中2012年钢贸的营业收入贡献率为92％，汽车服务营业收入贡献率约8％。     

真功夫之争：世上最差股权结构

2013年12月13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认定，真功夫前董事长蔡达标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两项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蔡达标是中式快餐连锁企业真功夫的创始人，亦足真功犬的两大股东之一。另一位创始人和大股东，是其前妻的弟弟潘字海。蔡达标和潘宇海两人为争夺公司控制权，缠斗多年。     

中美商业银行外部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比较

已有研究认为,外部大股东具有"退出威胁"作用,能够督促管理层提高公司价值,而"退出威胁"通过股票流动性发挥作用。论文基于中美两国商业银行外部大股东情况及其公司价值表现,利用全球金融危机作为流动性冲击事件,对比两国商业银行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外部大股东的"退出威胁"作用较弱。     

大股东控制的微观结构、激励效应与堑壕效应——国外公司治理前沿研究的新趋势

大股东控制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和财务学界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回顾了公司治理领域关于大股东控制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大股东控制存在的普遍性、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模式、大股东控制的激励效应和堑壕效应，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并对主要发现和结论进行总结和评论。文献研究表明，股权集中的内在机制不仅在于大股东有动力和机会增加所有股东都可以获得的共享收益，而且大股东可以通过消耗公司资源来获得小股东无法分享的控制权隐性收益，并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最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分享与控制机制研究

大股东控制企业一方面有助于降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掠夺。相应地,公司的控制权收益可以分为共享收益和私有收益两大部分。为限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掠夺,应当建立起激励相容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对控制权共享收益的分享机制,增加大股东对共享收益的分享份额,同时,通过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强化对大股东行为的法律约束机制等措施控制大股东对公司的掏空行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以沪深两市2016—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大股东掏空会提高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可能性吗？

基于2010-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掏空对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影响，结果表明：（1）大股东掏空程度越高，公司控制权变更倾向越大，股权质押爆仓导致的控制权变更与大股东掏空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关系，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大股东掏空会通过恶化企业财务状况（降低公司业绩，进而提高融资约束）和提高股权质押动机来影响控制权变更。（3）在民营企业、机构投资持股比例低、高管持股比例低以及独立董事占比低的公司中，大股东掏空与控制权变更具有更强的正向关系。     

监督还是合谋:多个大股东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高,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合谋掏空或监督制衡的关系,为此,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单一大股东的公司而言,具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大股东数量越多、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之间股权偏离度越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外国投资者和国有法人大股东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及市场环境越好,多个大股东监督效应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大股东认购与配股公告期的股票价格调整——来自深圳股票市场的证据

在中国特殊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下，流通股股东与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大股东认购水平较低向流通股股东传递的是关于公司价值的负的信息，从而引发配股公告期股价向下调整。     

订立公司契约是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

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在我国证券市场已成为普遍现象。本文认为，由于股东之间没有订立公司契约，公司章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成为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的工具，是导致这现象产生的原因，只有立公司契约和完善公司契约，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才有基础。     

江铃汽车（000550）福特入主稳步前行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江铃控股，持有公司41。03％的股权；第二大股东为福特汽车。持有公司32％的股权。而江铃控股为江铃集团与长安汽车50：50成立的合资公司，江铃集团和长安汽车相当于间接持有公司各20．5％股权，而福特汽车直接持有32％股权，因此其在重大决策上具话语权。     

基于逐步回归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201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对公司经营绩效（资产收益率）和股权集中度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₁、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比值Z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₅指数）进行相关性研究,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方程,深入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值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着不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基于逐步回归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201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对公司经营绩效(资产收益率)和股权集中度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_1、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比值Z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_5指数)进行相关性研究,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方程,深入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值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着不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国有上市公司部分民营化的经济后果——基于“武昌鱼”的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武昌鱼的案例,从国有上市公司部分民营化后国有法人大股东的高管和民营大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出发,揭示武昌鱼重组之后业绩恶化的公司治理因素,并对两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合谋掏空现象,从制度背景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大股东过度自信行为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大股东增持的实证检验

大股东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但大股东行为未必都是理性的。本文以大股东增持为研究的切入点,研究了大股东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大股东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治理有效性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完善对其具有矫正作用。即使剔除政府救市因素对大股东增持的影响,上述研究结论也依然成立。本文认为,在公司治理机制构建中对参与主体非理性因素的考虑,是提高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重要前提。     

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区间效应——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绩效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壁垒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N型相关关系,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据绝对控股地位(40%)之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超过了这个区间,大股东的持股对公司绩效则具有消极作用;而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的进一步上升(65%以上),控股股东吸取个人利益的动力又会弱化,大股东股权的增加又会导致公司绩效的增加。此外,第一大股东性质对权益激励的影响也因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的不同而异,仅在20%~40%这个区间范围内,国家股与公司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结果并不显著,而在其他的区间范围,国家股的持有与公司成长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