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贫困空间分异与反贫困政策体系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渐严重,贫困人口行业固化、区位固化和群体固化逐步形成。由于中国各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步,城市贫困状况和人口构成呈现出地域、行业、城市等级的空间差异。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业再就业和失业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救助制度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逐步形成。为遏制城市贫困日益恶化,有效破除城市贫困固化态势,应在现有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基础上,构建统一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多元化社会救助制度,重构贫困人口聚集区地域格局,提升贫困主体反贫困能力。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

文章详细讨论了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的相互关系,在确立三者关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构造了应用Lorenz曲线及其相应弹性分析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亲贫困增长指数的概念。在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到的结论是:政府制定扶贫政策的选择应该使收入增长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效应之和最大化,这为制定扶贫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微观政策与消除长期贫困

在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中,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效率导向原则,也就是政府在反贫困这一公共行动仅仅定位为“扶贫开发”的微观的、局部的政策,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反贫困中起着重要作用。微观经济学在机能不健全的土地、劳动以及信用市场上的作用,以及非正式的网络和机构在应付市场失灵等方面,可以起到较好的理论指导作用。微观政策在消除长期贫困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消除长期贫困的微观政策主要包括扶贫的目标瞄准机制、卫生、教育、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小额信贷等。     

2010—2016年中国多维贫困动态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推进,收入维度下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但是一方面通过收入贫困线测度的贫困发生率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追求脱贫数量,而忽视脱贫质量。从多维的角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度,有助于有效克服以上两个问题。文章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框架,基于CFPS的历年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总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贫困强度的变化却不明显;整体上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适龄儿童辍学率却出现了大幅上升;另外,安全饮用水和炊用燃料对于总体贫困的贡献也较高。     

中国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贫困与增长问题的研究

本文回顾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基本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证明。利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1992-2001年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不平等、贫困与增长的问题。结果表明,全国不平等增加主要源于城乡差距不断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主要因素;中国已步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不同收入人群从增长收益悬殊。利用不同贫困线测度,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状况估计并不是一致的。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宏观经济政策与消除长期贫困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贫困的成因源自收入的差别,贫困人群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贫困者,长期贫困是指脱贫难、返贫率高的人群,它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缺乏和贫困特征的跨代传导。该文提出: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相应的经济政策,都和消除长期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影响长期贫困的宏观政策中,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处理好经济稳定与减贫目标、经济增长和消除不平等、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公共支出和治理能力、增加收入和可持续生计、增加收入和增加资产之间的协调。进而,提出了中国消除长期贫困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转型时期我国多维度贫困测算及其分解

采用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我国转型时期多维度贫困进行测算,并进行夏普里分解的测算结果表明,1990-2003年我国多维度贫困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收入贫困下降最多,健康贫困下降最少。另外,在整体义务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部分人口教育年限却在下降,说明教育发展很不均衡。运用多维度方法测算贫困,便于人们识别贫困人口在不同维度上遭受的痛苦,并为政策制订者制订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和组合式反贫困政策提供依据,提高反贫困政策的瞄准效率。     

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基于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相对贫困问题则日益突出;同时,城乡贫困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演化特征。本文借助CHNS数据库,对城乡贫困动态演化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区位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和劳动就业状况等变量是城乡贫困跨期变动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政策受众的差异以及政策工具作用机制的不同。     

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问题探析

当前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理念已从宏观干预转向微观干预、从“反贫困”转向“预防贫困”,但我国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仍然仅注重“反贫困”,城市反贫困政策并没有考虑微观个体决策。因此,必须从预防贫困、关注贫困个体的特殊需求出发,重构我国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体系。     

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缓解贫困

随着人们对贫困内涵、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认识日益加深,反贫困战略也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向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并重的方向转变。换句话说,反贫困战略日益重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有效的反贫困战略是:既实现惠及贫穷人的经济增长,又实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再分配;而增加贫穷人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其知识水平,使贫穷人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改善其健康状况,解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其营养条件,是再分配战略的重要内容。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乡反贫困统筹模式研究

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可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中国剩余城乡贫困问题大量存在的现状特征既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之一,又凸现了中国目前城乡反贫困政策中"双轨制"模式的局限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城乡反贫困模式的并轨.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中国、巴西：城市反贫困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从巴西反贫困经验看,中国在城市反贫困问题上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阶层收入,保护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给予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与贫困减少——兼论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模型分析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基于2000年以来分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及贫困减少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减贫效应,并探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来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经营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财税政策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优化财税政策以更好地支持再分配及减贫作用，是缩小收入差距、提升人民福祉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制定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财税政策宏观统计数据，文章计算了我国财税政策对不平等和贫困的边际贡献，测度累进性、税率和规模对边际贡献的集约边际影响，并设置不同政策情景，探究财税政策变动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高税收政策累进性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税率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减少不平等；视为政府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的边际贡献最强，政府补助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弱，但提高政府补助的瞄准率有利于减少不平等和贫困；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对减少不平等和贫困发挥积极作用；财税改革可能会因政策间的交互作用产生反直觉的兰伯特难题现象。文章认为，财税政策改革不仅需要考虑各政策工具的自身属性，还需要考虑其他政策工具对再分配效应的共同影响。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中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198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分析收入和贫困决定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性别和中共党员等特征扩大了收入差异。来自政府反贫困措施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很小。城镇贫困的缓解几乎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     

新疆边境地区贫困的形成机理

通过对导致贫困主要因素的分析,得出了边境地区资源贫困、机会贫困、能力贫困、制度贫困的形成机理,指出新疆边境地区的贫困是由于这几种类型的贫困形成机理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主要导致贫困的因素束缚经济发展,并且形成了循环累积效应的表现。最后,提出了一些反贫困的政策建议。     

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类型判断

区分和判定贫困类型 ,是制定反贫困策略的前提。贫困问题的错综复杂性 ,可从贫困定义的系统分类中得到证明。从层次角度分析、研究贫困的外延问题 ,按照传统的分类法 ,可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类型 ;按照 2 0世纪 90年代新发展的外延理论 ,可将贫困划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 ,即“维持生存”、“基本需求”和“相对遗缺”或绝对性贫穷、基本性贫穷和相对性贫穷。正确判断转型期中国贫困问题的具体类型 ,对于中国的反贫困理论和反贫困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反贫困:历程、经验与展望

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比大,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建党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消除农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久久为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消除农民土地生产资料绝对贫困到解决农民生活资料绝对贫困,中国实现了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伟大目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村反贫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农村反贫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总结提炼其中的理论结晶、治理方略和宝贵经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可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