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统筹城乡背景下土地流转意愿实证分析——以重庆市江北区双溪村为例

文章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重庆市统筹城乡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土地流转政策满意度、家庭非农收入比重、社会保障水平、户主受教育年限、农户技能状况等五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制定合理的土地流转政策、促进劳动力转移、培育新型农民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建议。     

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

文章探讨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位条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城地区以大量企业及相对发达的各种要素市场为第一优势,吸纳了更多劳动力进入本地企业就业。教育总体上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最重要因素。但其在近城地区的影响却位居第二。在远城地区教育对增大农村非农就业倾向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倾向就越显著。各种文化水平的影响都普遍促进了劳动者到外地企业就业,但对进入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促进却并不普遍,其中初中教育对农民在本地企业就业的作用更显著些;高中教育提高农民从事非农家庭经营的倾向最为明显。耕地数量抑制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对其在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影响也不显著。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大了农民进入本地企业的就业倾向,劳动者供养的非劳动人口数量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农户拥有的非农业和农业生产性资产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大。因此,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强边远农村地区的中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大力发展乡企和私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农村劳动供求信息系统等,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     

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农民减贫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将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农民减贫构建在一个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农户农地转出与转入行为对其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转出和转入都能显著降低农民的贫困风险;无论采用国家贫困线还是采用国际贫困线来衡量,农地转出与转入对中国中部及北部的农户家庭减贫作用最为显著;农地转出与非农就业相互正向影响,农地转入与非农就业相互负向影响,但农地转入对非农就业的负向影响不显著;农地流转通过非农就业对农民贫困产生间接效应。目前应合理引导低效劳动力转出农地,从事非农工作,改善家庭收入;促进农地转入户向职业农民转化,特别是在中国中部和北部地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3年吉林、山东和陕西3省42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就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有重要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家庭非农就业人员越多,农户发生土地转出行为的概率越高,土地转出的面积越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业,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以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以及建立健全基层土地流转服务组织的政策含义.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中国农村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但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内部收入差距却高于外出就业劳动力。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省份、性别、人力资本、就业单位或工作类型等;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中,禀赋回报率的差异部分解释了57.9%,而禀赋差异部分解释了42.1%。     

湖北省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41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户主的主业、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流转的行为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流转意愿正相关,有村干部的家庭也更容易发生农地流转;而户主的主业和农产品价格等因素则与流转意愿负相关.最后就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加快农地流转提出了相应建议.     

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耦合分析

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系统,它们的相互关系和联接方式决定在县域空间范围内金融与经济的耦合发展。文章在界定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的绝对不耦合和相对不耦合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耦合发展的三个方面: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所有制的耦合、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在产业结构上的耦合、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新确立和“三农”经济的发展。     

谈五莲县生态农业建设

本文对五莲县生态农业建设的方法，主要技术特点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为山区贫困县生态脱贫，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参考。     

产业生态学视角下的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以河北高阳县为例

提要:以产业生态学视角探讨河北省高阳县典型的县域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分析研究产业生态层面的县域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壮大机制,构建从产业生态角度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     

生态农业县转向生态经济县建设初探

本文分析了生态农业县的建设经验及其成果,认为生态农业县转向生态经济县建设是生态农业县建设的必然发展趋势,并提出了建设生态经济县的对策和思路。     

宁武县贫困状况的苦干思考

来到过宁武县的人都知道并有个一致的说法:这里是老百姓最穷的地方.的确,人们感受的很实际,多年来宁武县在"富裕冒"掩盖下的贫困近两年比较突出地暴露了出来.当前,宁武县的贫困问题确实是令人震惊的,尤其是农村,不仅贫困面大,而且贫困程度深,恐怕在忻州地区各贫困县里讲也是最严重的,这种状况值得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与关注.造成贫因的主要原因:     

近代苏南族田分布研究——以上海县、吴县和高淳县为核心

从祠堂数量和祠田规模看,近代①苏南祠田分布由西部向中部递减,再向东部稍增;从义庄数量和义田规模看,义田在西部几乎缺失,而中部成为最密集区,由此向东部递减.结合土改调查得到的区域族田数量进行综合考察,近代苏南族田分布总体呈现从西部的祠田独占区向中部的义田为主区、东部的祠田为主区递减的态势.     

县域多中心格局与县辖市体制创新研究——以江苏省吴江市为例

由于我国农村的快速城市化和乡镇分化,使得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中心镇不断崛起,形成县域多中心格局,而现行的乡镇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其经济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新的体制来满足其不断发展的要求,实现向城市建制管理体制转变。县辖市以其本身具有的优势能实现多中心城镇管理体制创新。文章以江苏吴江为例,分析其县域多中心的现状、成因及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了行政区划创新的原则并为其设计了若干方案,同时分析了利弊。     

欠发达地区县域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及其启示——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湖口、彭泽两县为例

生态经济模式是实现欠发达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通过实地调查,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彭泽县生态农业、湖口县生态工业成功实践模式进行解读和归纳,为我国欠发达县域发展生态经济提供经验启示,包括走出生态经济理解误区、利用比较优势选择发展模式、发挥政府主导功能、核心与龙头企业培育与引进等方面。     

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探析——以青海省为例

金融组织体系和县域经济运行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是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对促进青海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青海省金融业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为题,立足青海省县域金融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改善金融运行环境的提出相应的建议,对青海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新疆县域农业投入问题探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保持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农业投入的三大主体——政府、银行、农户对农业投入的资金绝对量虽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在下降，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增收的需要。因此，应通过重新构建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机制、建立信贷农业投入机制以拓宽农业融资渠道、重构微观农业投入机制激励农户的农业投入行为等措施来保障新疆县域农业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