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土地、经济多维度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时间惯性”：(1)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都对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影响，其中，人口城镇化是推动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城镇化对相邻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分区域来看，人口城镇化会显著抑制东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但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而东、中、西地区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3)分阶段来看，两个阶段城镇化（人口、土地和经济）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长期影响均普遍高于短期影响，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加深。     

人口迁移、健康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分析

人口迁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增长则是人口迁入的重要吸引力。由此，人口流失地区往往面临人口迁出与经济增长缓慢且互为因果的循环困境。健康服务业作为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新兴产业，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进而引发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缓解人口流失地区的发展压力。基于2009—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人口迁移、健康服务业、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适度人口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健康服务业在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其中社会卫生支出的调节效应最显著。健康服务业的调节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口迁入未达到门槛值时，健康服务业短期内会弱化人口迁入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当人口迁入超过门槛值时，健康服务业会弱化过度迁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拉动经济增长；对于人口迁出地区，这种效应则恰好相反。因此，应大力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适度放宽健康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以“防、治、养”为主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调整政府卫生支出投入比例，实现健康服务业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平衡。     

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探究

截至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 767美元,但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欠发达地区,这种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战略选择,也是欠发达地区的必由之路。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就要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又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人口城镇化是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文章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探索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传导机制,选取2000—2020年中国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环境规制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中介路径。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影响过程中,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链式中介起主要的正向作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单一中介的正向作用次之。研究提出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要兼顾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目标,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带动人口城镇化的政策启示。     

财经人语

樊纲：就业问题需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经济增长，很多问题需要在发展和增长过程中解决。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全球的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也有很多不平衡。所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不平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8亿的劳动力，目前我国仍然有30％到35％劳动力在农村地区务农。同时，不仅仅在农村地区，30％到35％的人口的收入主要还是和农业有关。正因为此，我国整个平均收入水平还很低，还会有大量劳动力不断迁移到城市。但仍然有1／3的人口是依赖农业和农业生产，所以我国需要发展。很多问题需要在发展和增长过程中解决。     

京津冀区域人口与经济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经济格局的演变关系,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采用人口、经济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及一致性系数等分析方法,探讨了199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内部流动及时空演变配置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在0.44-1.03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呈现出比较显著的不均衡状态,同时人口与经济分布演变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2)研究区整体人口地理集中度逐年下降,而经济地理集中度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市区,而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偏远县域,表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分布特征。(3)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的区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而人口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区县数量大幅度增加。重要城市的区县人口及经济集中度增强,偏远地区的区县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趋势明显。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政策的主导下,应该优化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协调配置关系。     

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的统计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的关系密切,且不断变化,还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四川省是人口大省,经济发展快速,为其更快发展,有必要从分产业就业情况与分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中去构建计量模型,对其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做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比较优势和“资源诅咒”悖论与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基于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原因的扩展分析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原因可主要归结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人口集聚规模、制度因素的地区差异,导致各地区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及要素配置方面出现差剐,"资源诅咒"并非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因此,具备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不断推动自然资本优势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化,通过将资源租金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地区间地理区住、人口集聚规模的差异,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的渐进收敛.     

东北地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从人口结构视角,揭示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文化结构、性别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再以2003—2014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纳入空间效应后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并估计了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东北地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的空间相关性,且这种空间依赖性不断加强;劳动年龄人口、城镇人口以及中专以上学历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失业人口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文章从人口扶贫、人口政策调整、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嵌于流动的增长:空间格局、经济增长

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长期以来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0年六普数据,对我国当前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空间极化特征;省际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相对于全部就业人口,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高。同时,当前地区经济增长仍然是投资拉动的,劳动力的产出效率相对较低,人力资本开发形势严峻。     

江苏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本文首先从全省层面定性分析了江苏省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和问题,然后从地市层面采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１３个地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结果表明,江苏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南京、徐州等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弱于社会经济发展能力,证明社会经济发展能力,证明社会经济发展不一定带来可持续发展。针对定性和定量评价结果提出了发展对策。     

经济分权、人口迁徙与大国发展之路——基于人均产出增长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分权式改革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道路,总结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于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但是经济分权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地区与贫富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不能自由迁徙,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不能实现"用脚投票"效应,从而影响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激励作用。文章指出只有在人口自由迁徙的条件下,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才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认清分权式改革与人口迁徙关系的基础上,正确设计下一步的改革方略,有利于中国真正走出一条大国发展之路。     

新疆区域人口发展状况分析

人口发展状况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新疆人口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本文划分了新疆经济区域,建立了人口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人口负担三方面分析新疆及各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     

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调查分析——以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为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重视加强“三农”工作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点。新疆的南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水平相对落后,贫困发生率高,这些情况都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不同于其它地区。本文以和田地区墨玉县为例,根据该县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     

基于大数据背景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性聚类分析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各方面原因,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年度GDP是西部落后地区的数十倍,同时各省一级行政区经济水平和与之对应的金融生态系统不匹配现象十分普遍。本文以2018年我国内陆地区各省一级行政区经济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并用聚类的方法分析了区域经济的协调性,将各省一级行政区经济分为8类,最后根据分类结果给出了发展区域经济的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核心和载体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转变,标志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上形成新的思路与谋略,必将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处于严重滞后的农村经济社会面貌。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将从偏向城市经济转入重点发展县域经济的时代。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     

中国旅游增长收敛吗——基于1990～2008年入境旅游收敛性研究

旅游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为相对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贡献力量,国务院、旅游局等曾先后提出要＂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这种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思路有一定理论基础：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看,由于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落后地区会以较高的增长速度追赶发达地区,最后达到收敛的均衡状态;但是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看,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会出现两极分化而不是收敛的结果。为检验我国旅游增长是哪一种结果,以我国1990～2008年入境旅游统计资料为依据,使用β无条件收敛和条件收敛检验了我国入境旅游收敛情况。结果表明,我国入境旅游以2%的速度无条件收敛,以8%的速度条件收敛。所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起主导作用,即我国入境旅游增长存在收敛情况。此外,研究还发现：现实旅游资源、人力资本、感知距离等因素,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国入境的旅游收敛情况。     

“环京津贫困带”新农村建设初探

以河北张承地区为代表的＂环京津贫困带＂长期贫困落后,对京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存在潜在的影响。此类地区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通过转变思想,主动接轨,服务京津,建立资源环境市场化机制,依托项目,统筹谋划,加快区域新农村建设,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保障京津都市核心区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不平等、增长非平衡与低发展陷阱——对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农村的地区发展差距有所扩大,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导致人力资本的不平等配置,要根本解决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达到均衡发展的目的,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好农村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要打破这种不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和低发展的陷阱,必须提出教育扶贫的理念和措施。教育扶贫就是通过提高整个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进而达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这不但是对教育本身有意义,而且由于其对经济社会长期性、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经济扶贫更重要,针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特征,必须加大教育扶贫的力度,提高扶贫的效率。     

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城市中的贫困人口逐渐增多,而且数量庞大,这些城市贫困群体的出现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实行有效的对策予以救助,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