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保护宽度和累积创新竞赛中的信息披露

该文将专利保护宽度定义为累积创新厂商之间的许可比率,考察其对累积创新竞赛中厂商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我们发现:强的专利保护宽度有利于信息披露,但其对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却呈近似的倒U型,故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存在一个专利保护宽度的最优取值区间.与事后许可相比,事前许可能在反托拉斯法的框架下导致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如果双方对专利诉讼的结果具有相同的预期,则专利保护宽度的确定和实施就是无成本的.     

独立许可条款下竞争性专利联盟累积创新效应比较研究

由于技术标准间竞争加剧,在高新技术产业内形成了基于不同技术标准的多个竞争性专利联盟并存的格局。此外,随着对专利联盟垄断性审查的加强,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联盟内企业利益,鼓励其创新,很多联盟采用了独立许可条款。为此,运用动态博弈理论分别构建无独立许可条款和有独立许可条款下竞争性专利联盟累积创新效应的分析模型,对阻碍性专利的创新效应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性专利联盟创新效应受独立许可条款、专利类型、专利联盟技术标准间差异化程度、联盟内企业所持有的必要专利数量等因素影响,具有复杂性。但总体上,竞争性专利联盟可降低专利许可费,促进专利的使用,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创新。     

累积性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与最优政策

建立了一个两阶段研发（R&D）竞赛模型,分析在累积性创新市场上厂商选择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其创新决策及最优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商业秘密能够作为创新的有效保护机制时,政府应该对初始创新实行宽专利保护政策,以刺激创新信息的披露;如果此时专利政策仍不能奏效,那么政府就应该实行宽松的反垄断政策,允许初始创新者和后续创新者达成同盟协议。     

专利许可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中国知识产权局收录的2012 年度国内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登记信息,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线性回归模型,构建专利许可关系网络,实证分析不同来源专利许可数量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国外和三资企业的专利许可数量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来自国内跨省区的专利许可数量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略小于外资专利,省区专利许可网络位置对区域创新产出也具有正向影响。     

专利保护、补充性资产与创新企业技术许可选择

创新企业采用什么方式阻止竞争对手的模仿创新是创新战略的重要部分,分析专利保护和补充性资产对创新企业技术许可的影响,发现专利保护和补充性资产对创新企业选择技术许可,阻止模仿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库诺特模型分析了市场主导型创新企业的最优技术许可战略.     

知识披露策略:专利竞赛中的厂商策略性行为

专利竞赛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内容。在专利竞赛中,披露研发知识是落后厂商常用的策略性行为,其目的通常是延长竞赛时间,为其追赶领先厂商提供机会。落后厂商的知识披露策略能够降低领先厂商在专利竞赛中获胜的概率,并迫使领先厂商与落后厂商进行合作研发。我国企业的研发力量尽管在某些技术领域比国外大型企业弱,但可采取知识披露策略,迫使国外厂商与我国企业进行合作创新。     

空间框架下的专利许可:创新激励与福利分析

专利许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寻求鼓励创新和减少净损失之间的折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Hotelling模型,考虑产品价格变化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结果显示: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创新的大小、创新市场上的竞争程度都会影响到创新激励、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水平。因而,创新方应当综合分析各种因素,确定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许可策略;决策机构应当从许可的本身特征出发,系统分析许可策略的内在机制,在不损害消费者剩余的前提下,提高技术交易效率,促进技术扩散,最大化社会福利。     

专利是否影响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

基于迎合专利带来的投资者信息需求增长和规避信息披露成本及风险的权衡,选择既受投资者关注又能反映专利转化应用结果的盈利预测信息,考察获得的专利是否影响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决策。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21年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随着专利数量的增加,公司进行了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自愿盈利预测信息披露;且其中代表实质性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高质量专利的数量对自愿盈利预测披露的积极影响更大。此外,在创新型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公司、面临相对弱的市场竞争的公司,专利数量对自愿盈利预测披露的积极影响作用更强,显示了公司以盈利预测披露去迎合投资者信息需求、传递专利价值信号的作用。     

累积创新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累积创新框架下的拍卖模型来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福利效应,比较各种具体制度的效率及在各种特殊的产业中的应用保护。基于存在领先厂商情况下累积创新过程中的创新竞赛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到三种不同策略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函数,并确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适用范围。研究结论的应用扩展表明:以生物技术、电子和医药等为主的行业,适用比较严格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如专利制度;以计算机软件、音乐、书籍和期刊等为主的行业,适用比较宽松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如版权制度。     

专利私掠行为的动机与反竞争效应分析

专利主张实体盈利模式日渐成熟，衍变而来的专利私掠在帮助企业遏制侵权行为的同时，被质疑是企业滥用知识产权和打击竞争对手的新手段。为避免将专利私掠简单污名化，本文通过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当面对竞争对手涉嫌侵权时，企业实施专利私掠行为的动机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以探求产生反竞争效应的可能原因及政策含义。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是否实施专利私掠行为主要取决于赔偿金和胜诉率的高低，法院对于专利侵权赔偿金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诉讼决策，专利诉讼经验匮乏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专利私掠行为。第二，专利私掠行为不会损害消费者福利，但如果企业对潜在的强劲对手实施专利私掠行为，则会损害社会福利，产生反竞争效应。第三，专利私掠行为更易导致拒绝专利许可，不利于技术传播，这是因为企业需要权衡许可收益和竞争优势来决定是否进行专利许可。本文既丰富了专利诉讼和专利私掠方面的研究，也为政府优化反垄断执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优专利制度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最优专利长度和最优专利宽度的问题。研究结论表明,最优的专利长度和专利宽度都是有限的。专利长度的增加会通过促进创新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同时,也会导致市场扭曲,从而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但随着专利长度的不断增加,前者的效应会小于后者的效应,因此,有限的专利长度是最优的。有效的专利宽度应该一方面使得模仿产品的质量水平不要太低,从而保证模仿产品对专利产品形成潜在的威胁,逼迫专利产品的价格低于垄断价格,减小市场扭曲;另一方面使得模仿产品的质量不要太高,从而保证专利产品能够制定较高的垄断价格,促进创新。     

中国城市专利规模与知识宽度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专利规模和知识宽度是衡量创新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文章基于带有精准地理位置的专利数据，综合运用重心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刻画2006—2016年中国城市专利规模与知识宽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专利规模和知识宽度的时序变化与经济发展环境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专利规模增速下降和2013年开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专利知识宽度的提升。(2)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布呈现进一步集聚态势，且城市间差距不断扩大。专利规模和知识宽度受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重心轨迹整体上呈现向西和向南变动的趋势。(3)城市专利规模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的共同影响，而专利特征则是影响专利知识宽度的关键因素，专利知识宽度随着专利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4)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创新投入和环境对专利规模影响显著，但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作用机制不明显。     

《反垄断法》关于知识创新与竞争秩序矛盾的协调

促进知识创新需要依靠知识产权制度，维护竞争秩序依靠反垄断制度，但是，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势必易于相随限制竞争和垄断。如近期发生的思科为了维持垄断地位，拒绝华为许可使用其设计标准；微软在其视窗操作系统中捆绑销售IE浏览器、媒体播放器；6C或3C专利联盟利用“专利池”一揽子打包许可等事件。     

研发策略与专利策略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

在将厂商的创新动机区分为研发动机和寻求专利动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双寡头模型来阐释厂商的研发策略与专利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以往研究认为的厂商研发活动和寻求专利活动是互补关系的结论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成立;在某些情形下,二者是替代关系。在二者是替代关系的情形下,对于政府而言,提高厂商获取专利的成本,不仅可以激励厂商在研发上进行更多的投入,还能增进社会福利。     

论默示许可原则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规制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明确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披露义务的默示许可责任,由此引发了理论和实务专家的热议。透析其正当性发现,适用默示许可原则规制标准必要专利,不仅能通过与相关标准专利政策的有效衔接规制标准必要专利“劫持”,还有助于实现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保障标准的顺畅运行。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规则的顺利实施,需要在厘清默示许可与披露义务、FRAND承诺以及禁令救济关系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规制体系。因此,建议在完善《专利法》修订草案第85条的同时,明确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FRAND承诺及相关许可义务的默示许可责任,并进一步明确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规制下禁令救济的适用条件。     

创新技术价值信息不对称下厂商的许可策略

本文构建了创新技术商业价值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在位创新厂商和生产厂商间的技术许可博弈模型,并运用逆向归纳法分别寻求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分析结果表明,若运用两部制许可方式,从创新厂商的角度出发,当创新技术高经济价值的可能性较大时,高提成费用混同许可最优;当创新技术低经济价值的可能性较大时,低提成费用混同许可最优。此外,本文还得出固定费用许可条件下的最优许可策略。无论厂商选择何种许可方式,均不存在分离均衡。     

强制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年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披露政策的颁布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构造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并结合PSM-DID方法考察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披露企业,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增加应规披露企业的绿色创新专利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增加了环境监管部门、利益相关者团体和媒体对于应规披露企业的环保监督压力,这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本文实证检验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有关文献,证明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激励企业从事绿色创新,因而中国应进一步加快以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制度构建。     

专利当然许可的制度定位与规则重构

专利当然许可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利许可类型，肇始于英国，后为德、法等多国移植，我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也将这一制度引入。提升专利信息质量和降低专利交易成本是专利当然许可的重要制度效用，但其在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则制约着制度效用的发挥。为保证当然许可制度在不同领域的有效运行,有必要根据私益主体和公益主体所资助专利技术的不同属性，构建差异化的当然许可规则。     

经济型汽车价格战凸显“规模效应”

2007年1月4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在其最新发布的《美国彩电专利分布分析报告》中披露，目前国外专利人已正式要求与我国彩电企业签订许可协议，并提出了要价——每台彩电收取专利费合计超过10美元。     

创新视阈下专利许可公司商业模式解构研究

专利投机行为是专利运用的异化,其实施主体是被称为专利许可公司（NPEs）的非专利实施企业。从实施主体、专利类型、专利质量、许可关系及行为方式等要素系统解构专利许可公司的商业模式。在对专利投机行为盛行缘由和负面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NTP V. RIM和诺转型基亚两个经典案例,结合创新理论深刻揭示了专利许可公司的运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