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贸易模式和治理结构,数字贸易规则也成为大国规则竞争的重要焦点。目前在WTO多边框架下,尚未形成代表更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数字贸易是我国具有相对优势且抗风险能力较强的领域,这为我国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供了较大空间,是我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着力点。     

美欧谋求自贸协定对世界经贸的影响与中国应对策略

正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谈判自启动后虽经历波折但仍在预定时间框架内,双方期望在2014年年底前达成最终协议。美欧集聚了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美欧自贸区经济贸易规模超过现有的任一自由贸易协定。无疑,美欧经济一体化安排将对美欧经济增长、世界经贸格局变化、国际经贸关系调整及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等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参与国际经济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挑战及中国的参与路径

数字经济增长及其治理已经演化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正在重塑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数字资源禀赋差异、国家间数字战略竞争、发达经济体对数字规则的实质垄断等,给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已是全球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但在治理领域缺少制度性话语权,被排除在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规则制定体系之外。未来,中国在坚持以WTO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还可以"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援助体系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为抓手,凝聚沿线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强大合力,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影响力。     

国际贸易中的碳壁垒:发展趋势、影响及中国对策

近年来,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加速实施碳壁垒政策,引发全球绿色贸易壁垒的新变化,对全球贸易格局、产业链布局及国际经贸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将碳壁垒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推动国内绿色贸易发展及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机遇。文章首先阐释碳壁垒的内涵与特征,并在梳理和总结全球碳壁垒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碳壁垒对全球气候治理、国际贸易、全球产业链和中国对外贸易的潜在影响,最后提出我国应对碳壁垒的国际和国内策略,旨在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绿色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支持。     

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理念、规划和结构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对我国的挑战及应对

<正>当前,国际经贸规则进入变革与重构期,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成为构建国际经贸新体系的重要平台,高标准广覆盖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逐步成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使我国参与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新的压力,显著抬高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门槛,也使亚太区域合作格局更趋复杂。未来,我国应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以"一带一路"为主线构建符合我国立场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一、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高标准规则逐步成型     

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进程比较分析及中国借鉴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经济低迷,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增长力量。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2011全球发展极》报告中提到,未来十年,我们将见证由新兴经济体引领的全球经济增长,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新兴经济体推动。     

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变＂字当头

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在宣布世界进入金融危机的同时，也宣告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泡沫的破裂，世界发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①突然照亮了东方世界。危机后的5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衰退泥潭，新兴经济体引领增长后同样面临减速困境，全球经济在动荡中不断变革，国际经济战略格局不断调整，以合作为宗旨的全球经济治理在拯救世界的战役中被寄予厚望，承载着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艰巨使命。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制的困境与中国方案——基于DEPA的视角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具体议题已相对清晰集中，有关数字贸易规则的博弈已成为国际经贸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重建的重要问题。实现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不仅是中国实现加入DEPA高水平贸易协定所需要思考的关键内容，对于推动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数据治理规则、遏制美国数据霸权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通过理念引导、推进监管以及法律完善，以期在DEPA规则框架之下实现数据跨境流动的有效规制，推动中国早日加入DEPA协定。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全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是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最显著的变化,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偏转。拥有庞大人口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正在重塑人类经济版图,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庞大的人口若继续沿着传统工业化道路前进,地球将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人类必须找到新的出路,即坚决摒弃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     

"义乌模式"的成因及其与"浙江模式"的关系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义乌模式"不断拓展。本文揭示了"义乌模式"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指出它是"浙江模式"的缩影。义乌的繁荣不仅促进了浙江中西部地区兄弟县(市、区)的发展,而且对全国其他欠发达地区也具有重要的辐射带动效应。     

“中国模式论”中的未定之数

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性的权力",而不能成为行政权力的牺牲品。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应该成为我国模仿的目标、我国必须寻找到自己与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因此,讨论"中国模式"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不能"去政治化"。     

食品市场“网格化”管理模式

实现食品市场的网格化管理作为健全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提高监管能力,扩大监管范围的重要探索。本文通过对食品市场网格化管理的构建模式进行具体的分析,注意网格化管理中的问题,进而提高监管的水平。     

“荆楚模式”构想与湖北经济发展

湖北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未能突破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为此借鉴“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构想了湖北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荆楚模式”及其内涵与特征,并对培育和形成“荆楚模式”的条件与障碍进行分析,提出培育“荆楚模式”的政策建议。     

网络交易中“柠檬市场”分析——理论模型与实践意义

当人们对网络带来的种种便利和高效率而欢欣鼓舞时,却又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但互联网上的"柠檬"问题因为网络的虚拟性实际上是被强化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人们进行深入的探讨。通过构建电子商务市场上的"柠檬"模型,并依据该模型对电子商务市场中"柠檬"问题的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最后,就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中"柠檬"问题的特殊表现和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     

“费改税”对综合运输结构及模式演化的影响分析

征收燃油税替代原有的6项收费,不仅是征缴方式上的调整,而且对综合运输结构及模式演化有比较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     

透析温州民营企业"走出去"模式

企业国际化经营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出口贸易与境外投资。温州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模式有：合作出口式走出去、创建境外专业市场、国际连锁专卖、国外设立研发中心、与国际巨头强强合作、海外设立生产基地六种。温州民营企业理性地选择“走出去”模式,从产品输出到重视品牌输出,将“引进来”与“走出去”巧妙地结合起来等,表现了其特有的理性与成熟。     

"团带式"商业规划模式的构建与实证

本文在分析"商圈理论"和"组团理论"等基础上,提出了"团带式"商业规划模式,并以北京市平谷区"十二五"商业发展规划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该模式应用的六个支撑要素,即一个区域在具备交通干线、经济发展、招商引资、辐射区域、商业人才和商业项目等六方面要素的有力支撑时,可以应用该模式进行商业规划.利用"团带式"商业规划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区域跨越式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影响,引导区域商业由中心式分布向均衡式分布过渡,改变在组团核心地带商业过于密集和人口过于拥挤的现状,并预防其交通过于拥堵、生活环境趋于恶化等问题.该研究对于科学制定区域性的商业发展规划,提高城市商业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一种理论和实践模式.     

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铝轮毂产业竞争力分析

本文以"钻石模型"为切入点,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企业战略以及政府和机遇五个方面对我国铝轮毂产业的竞争力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进一步的发展对策.     

从"控制"到"妥协"--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一种模型解释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逻辑经历了由"控制"到"妥协"的变迁,而国有股减持事件则是逻辑出现变化的分水岭.国有股减持事件以前,"控制"逻辑主导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总体格局,之后则是"妥协"逻辑逐渐占据主动.通过对政府的证券市场目标函数分析,文章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解释"控制-妥协",并尝试进行了"控制-妥协"逻辑的收益成本分析,最后指出当控制的成本超过收益达到最大时,国家才会选择向市场妥协的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