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特征与银行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银行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28个上市银行2009—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高管团队特征、银行创新以及银行绩效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创新在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7.21％ 和55.32％.银行创新能力在高管平均学历、女性高管占比与银行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创新能力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路径.研究发现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但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会产生总体上的负向影响.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削弱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周边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该作用途径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支持是我国帮扶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的问题依旧存在。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减缓的总效应分析,以及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减缓地区的相对贫困,同时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相对贫困的减缓;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且这种效应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金融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15—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金融化行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创新投资在金融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市场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我国上市银行贷款集中度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16家上市银行2009-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上市银行贷款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三种性质银行行业集中度都对绩效具有负影响;股份制银行客户集中度和产品类型集中度对绩效有显著负影响;国有银行客户集中度、担保式集中度和产品类型集中度对绩效有显著负影响;城市银行行业集中度对绩效有显著负影响。此外,其他各性质银行其他指标均对绩效无显著影响。     

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分析

作为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数字金融模式的发展能否为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起到促进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2011至2020年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信息与财务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推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融资约束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中介效应。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效果最大；覆盖广度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于创新的促进效应对于非东部地区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发展数字金融的过程中，要注重覆盖广度的扩展，更需注重使用深度的挖掘；要注重不同地域间数字金融水平的均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在近年来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先后出现了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一系列的新发展。从中小企业资产周转率的视角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以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经过验证融资约束这个中介效应,结论也是成立的。中小企业合理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加快资金周转,还能在技术鞭策下加快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专利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吗?

选取2008—2020年303家中国商业银行与专利数据库的年度匹配数据,从金融科技专利数量及质量视角出发,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与其盈利能力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提升均能显著提高银行盈利能力。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银行获客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银行金融科技专利能够通过影响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及表外业务的获客能力进而对其盈利水平产生积极作用。拓展分析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专利能够进一步提升贷款企业的绩效水平,对实体经济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且银行盈利能力能够对二者间的影响效应起到促进作用。为持续增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专利带来的盈利效应,从同步提升科技专利数量与质量、坚持维护客户金融健康服务理念、着力推进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智慧化中的作用——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农业经营规模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农业智慧化水平指标,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直接作用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智慧农业发展;从间接作用机制来看,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发展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农业经营规模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获取、人力资本培训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功能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3个细分指标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揭示了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完善的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农户创业规模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价值

选取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以实证方式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上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价值;环境不确定性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果更为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分析

家庭如何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实现家庭投资绩效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中国家庭投资多样性和投资绩效都还不高,家庭风险-报酬比也远远低于国外。所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就显得较为重要。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4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投资绩效与投资多样性的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家庭投资过于偏好投资性房地产,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不充分。这为中国深化金融改革、扶贫攻坚战略提供了部分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XTSCC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FDI溢出及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FDI溢出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创新绩效的提高,且金融发展水平强化了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分区域来看,金融发展均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而FDI技术溢出虽然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但是对东部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并且当地区金融中介深化水平不足时,FDI溢出难以起到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当金融中介深化程度低于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增强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股份制改革对国有银行绩效影响分析

文章选取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考察的样本对象,对改制上市是否有助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绩效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我国国有银行的绩效明显低于股份制银行和上市银行,由此得出结论,股份制改革对国有银行绩效的改善效果并不能在短期体现出来,而将在更长的期间内体现出效果.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