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逐渐凸现。借鉴CH模型,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并分析计算得出定量结果,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我国应加大引导和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先利用K-S检验研究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结果与HMY模型的预期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显著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企业。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学习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利用索洛剩余法测算东亚新兴经济体各国(地区)1980-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动态性地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东亚新兴经济体各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正效应,但传导途径差异较大;而香港表现为负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技术创新推动下的边际产业对外直接投资

依照“产业时空观”,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出现两种类型的边际产业。技术创新对产业时间方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品寿命周期上,对产业空间方向的影响则受到国内市场因素和国内资源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存在着要素节约型和要素节约与耗费复合型的技术创新,两种创新都会导致边际产业。促进中国经济边际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13个OFDI东道国和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CH扩展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OFDI投资动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以上结果是由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因此,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适时从传统的"走出去"战略向"投资技术获取"战略转变是当前中国OFDI的新挑战。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基于G20国家的经验研究

中国农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谷底,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所作的测算显示,相对于G20国家而言,中国农业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地位并不高,且与最高国家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对G20国家农业OFDI数据所作的面板回归表明,农业OFDI存在溢出效应,能够提升母国农业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且其提升需要"学习过程"。此外,农业FDI对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据此,研究认为,中国为了实现全球农业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应该进一步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条件;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为农业发展提供支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金融服务发展程度。     

价值链重塑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智能化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帮助中国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分工束缚和增加其对智能要素的使用,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经过匹配的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双重差分因果识别策略,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智能化的影响及其价值链重塑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智能化总体上存在显著促进效应,该效应体现于企业以市场寻求、技术寻求和效率寻求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且通过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要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并非所有的企业智能化都会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规模越大、越成熟的国有企业智能化转型越受益于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机制上,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推动了企业在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研发部门的智能化转型,发挥了人与工业机器人在任务分配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人机和谐”。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生产率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测算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益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另外,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资本密集度、贸易方式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的生产率效应最高,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要高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多元化的产品策略更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     

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也日益紧密。本文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S-92版本的六分位农产品数据,结合企业异质性理论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集约边际小于扩展边际,但集约边际的贡献率高于扩展边际的贡献率。实证结果表明:各变量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程度不同,贸易成本和进口国相对农业生产率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均为负,进口国的相对GDP、农业经济规模和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集约边际具有正向作用,而对扩展边际具有负向作用。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 影响的研究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的影响。对世界样本的研究发现: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初级产品进口集中度、我国与东道国的贸易结合度以及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会产生抑制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分析则显示我国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和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碳排放量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CO2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会增加本国的碳排放量,但此种正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的增加效应明显高于西部,而在东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显著;与此同时,研发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能显著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量,而能源结构和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则会增加我国的碳排放量。     

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出口品技术含量——基于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

本文提出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出口品技术含量影响的内在理论机制。使用WIOD数据库基于附加值贸易法计算了各国出口的国外附加值率,以此作为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代理变量,并利用166个国家HS1996六位码产品数据测算了各国出口的技术复杂度。最后基于1995-2011年37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对出口品技术含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质量与出口品技术含量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全球价值链与制度质量的交叉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实证结果全面印证了理论假说;区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价值链对出口品技术含量的提升效应有所减弱;区分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回归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对OECD国家出口品技术含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非OECD国家。     

全球价值链嵌入能提升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吗——基于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国内外环境的新趋势与新特征,导致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本文基于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结构优化以及绿色驱动四大要素,构建工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体系,并运用1999-2012年2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变动较大,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转型升级效果最高的是高技术工业,其次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接着依次是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GVC嵌入程度的加深有利于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但推动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以及高技术工业中较为显著;(2)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高技术工业的发展、行业内竞争性的加强以及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能够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然而目前金融业的发展非但没能有效推动工业发展,反而限制了工业转型升级的推进。     

基于产品内分工的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理论假设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提出了影响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三个假说命题.利用我国制造业2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假说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对所有类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总体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总体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国际分工参与程度除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外,对总体制造业及其他类型制造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全球价值链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探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却大多呈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球型"。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积极寻求战略对策提升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制造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制造业在综合考虑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和怎样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前提下,继续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外,还要战略性地发展R&D水平、营销水平、信息化水平和相应的配套服务和措施。     

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计算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具体描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结果显示:是否参与CAFTA使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变动趋势整体呈现出显著差别,与东盟存在贸易关系的企业出口DVAR上升趋势比无贸易关系的企业更加明显;从分地区来看,DVAR东高西低,但中西部地区增速相对更快;从分行业来看,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两者密集结合的行业出口DVAR上升较快;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最高,加工贸易企业最低。倍差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CAFTA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存在较显著的影响。中国应当更加积极地推动自由贸易区战略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与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融资约束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生产环节高度碎片化的新型生产网络中,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否受到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影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借鉴Antràs et al.(2012)行业上游度计算方法,测算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确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同时,从企业融资能力、行业融资需求和地区金融发展构建融资约束指标,并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确实影响了出口企业的分工方式,限制了企业利用国内资源延长国内生产链条的努力;在企业整体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商业信用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融资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促进了企业分工地位的提高;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国内生产环节的制约主要体现在长期资金方面,即通过限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进而使用进口中间品代替国内生产产品。     

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指标,测算了2002-2012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利益;并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国际分工地位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微观产业层面寻求改善我国制造业贸易利益的路径。研究发现: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垂直分工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呈改善态势;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的改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