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视域下的集资诈骗罪重构——以主观目的、行为对象的实质分析为进路

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予以规定,原本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情形必然符合诈骗罪。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集资诈骗罪的解读不甚严谨,产生了诸多误区。其实,对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不能仅仅根据司法解释而做简单的推定,对“社会公众”的理解也不可望文生义,只有正确解读好本罪中的这两个要素,才能对集资诈骗案件进行正确认定。     

从吴英案谈集资诈骗罪

吴英一审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法学界,尤其是刑法学者,主要从本案的定罪量刑两方面提出了诸多质疑:一是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二是吴英该不该判处死刑。笔者从集资诈骗罪的三个成立条件论证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并认为吴英不应该被判处死刑。此外,通过对吴英案的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难点在于对"非法占有目的"和"社会公众"的理解,并对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和"社会公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浅析集资诈骗罪实践适用中的认定问题

一、集资诈骗罪现实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较多新形式的诈骗类犯罪,这凸显出了集资诈骗在相应立法中完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集资诈骗罪在我国刑法中,其最高刑高可至死刑,但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仍然屡禁不止,还呈     

集资诈骗罪犯罪构成新论——兼论吴英案件的定性

在民间金融领域,合法借贷与集资诈骗的界定一直是难题。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要认真分析“诈骗方法”、“集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从根本上把握其类型。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可以考虑采用司法推定的方法。非法占有目的也可能表现为间接故意。用后期的集资款本金偿付前期的集资款本金和利息是集资诈骗者诈骗得逞的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应当将这一方法单独予以规定。     

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研究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商机促使人们对资金的需求空前增大,众多投资者为了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往往不择手段,各种非法集资的犯罪行为时常见诸报端。集资诈骗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侵害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导致在理论界乃至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认定还存在着较大争议。因此,笔者认为,厘清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集资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活动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这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集资诈骗案件时提供了指导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仍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该罪要求行为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但何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其应如何认定？实践中没有统一标准,理论界亦无统一学说。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思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高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非法集资类犯罪作出了相关司法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较难认定。目前,对于民间借贷引发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普遍突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之间的区别也难以认定。笔者通过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定义、形成该罪的成因以及如何预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研究,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对如何防范、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供帮助。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异同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加大,由于监管不力和民间集资的便利,导致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大案要案频发,涉案地域广,涉及行业多,参与集资群众众多,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非法集资已经演变成为典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特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分日益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     

论诈骗罪的既遂认定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诈骗罪的既遂认定问题一直争议不断,现存有:"占有"、"控制"、"失控"、"损失"、"失控加控制"、"控制加数额较大"等诸多学说;司法实践中目前采占有说。然而,司法实践中所采的占有说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各种新型诈骗类犯罪的既遂仍需要具体去认证,刻板地采用占有说明显不足以应对各种新型诈骗类犯罪,因此有必要形成统一认识。通过对诈骗罪本身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以及从法益保护方面来讲,同时结合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失控说是诈骗罪既遂认定较为合理的学说,并且对诈骗罪的既遂认定在实务中的运用进行了说明。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各种新型诈骗犯罪层出不穷,对诈骗罪的既遂认定也提出了挑战,对诈骗罪既遂的认定必须落实到实务中。     

合同诈骗数额未达合同诈骗罪追诉标准但达到诈骗罪追诉标准案件的定性

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以构成普通诈骗罪为前提,当行为人的诈骗行为的数额没有达到各特殊诈骗罪的要求,而达到了普通诈骗罪的要求,应当认定为普通诈骗罪。     

吴英判死 民间资本求活

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吴英非法集资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集资诈骗罪的成因及其防治对策刍议

集资诈骗罪等经济犯罪目前越来越呈现出高发趋势,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法规以及一些相关行政制度规定不够健全,社会规制措施缺位及管理机制失调,以及被害人自身法律观念比较淡薄,受到利益推动和驱使,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造成的。防治集资诈骗罪任重道远,坚决打击犯罪,宣传犯罪危害,建立合作机制,妥当安排善后,四者联动缺一不可。我国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建立健全经济法规,不断加强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管;各相关单位应协调统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从而预防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非法集资案的刑事法律适用评析——以吴英案为切入

由于非法集资一类案件涉众广、影响大,并且关于民间融资的政策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不易把握,使得相关案件中的诸如对"非法集资"的界定、集资诈骗犯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识成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执焦点。而集资诈骗罪作为唯一保留死刑适用的诈骗犯罪也备受诟病。     

汪振东：30亿元“蚁力神”集资案主犯被判死刑

辽宁省营口东华集团非法集资近30亿元,造成数万人被骗。2月初,这起非法集资案主犯汪振东以集资诈骗罪,终审被判处死刑。从2002年4月起,营口东华集团董事长汪振东以“东华生态”“东华酒业”等企业的名义,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租养、代养蚂蚁的方式非法集资。     

以盗窃等非法方式取得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认定

以盗窃等非法方式取得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认定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以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为例,在我国主要存在盗窃罪说和信用卡诈骗罪说两种观点。认定这类行为首先要弄清前非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次要区分后使用行为的对象,若对机器使用,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构成盗窃罪;若取现或消费,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同时特别注意抢劫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认定需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论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认定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前提。当下,合同诈骗罪已成为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恶性肿瘤",不及时切除将会进一步侵犯我国公民的公私财产所有权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市场秩序规范,而当下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例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难点。因此,对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认定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浅论合同诈骗罪

随着我国经济得发展,经济犯罪也越来越多,并且呈现越来越复杂的趋势。我国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也存在诸多难点。本文通过对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的界限以及防范合同诈骗的方法等问题进行论述,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有所益处。     

速递

吴英案终审改判死缓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蜒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私企叩响西沙旅游开发大门国家海洋局近日发布通知,原则     

小议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和预防

刑法理论界关于研究信用卡诈骗罪的文章和专著已经很多,但在具体认定信用卡犯罪时依然存在难以认定的现象,基层公安法制预审民警在审核信用卡犯罪案件时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模糊现象,以及根据实践中对打击和预防信用卡犯罪的需要,笔者对日常案件审核时常见的信用卡犯罪行为进行分析,以期增强对信用卡诈骗罪的打击和预防效果。     

试论保险诈骗罪的若干问题

保险诈骗行为已成为包括在中国各家保险公司在内的世界保险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从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保险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保险诈骗罪罪数的认定及处理三方面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