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澳自贸协定的我国乳制品行业发展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乳制品消费需求增长很快。而随着进口乳制品的增加,乳制品市场得竞争愈发激烈。本文以中澳乳制品贸易现状以及中澳自贸协定签订为背景,探讨了中澳自贸协定可能对我国乳制品行业的影响,并在最后总结了对我国乳制品行业未来发展的建议。     

中澳自贸协定对中国乳制品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正式签署的中澳自贸协定,为中澳两国经贸关系未来的发展确立了更加开放、便捷和规范的制度保障,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两国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门槛。关税降为零的自由贸易协定必将会给我国乳制品行业及参与者带来重要影响。中国乳制品企业应当抓住机遇,国内乳制品企业应提高竞争力;改变中国乳制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引导消费者提升国内乳制品消费,以谋求自身发展。     

中澳自贸协定对辽宁经贸的影响分析

中澳自贸协定于2015年6月17日正式签署,此协定将有力推动辽宁与澳大利亚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等领域的发展。辽宁与澳大利亚经贸往来密切,经济互补性较强。本文从中澳自贸协定涉及到的主要内容、辽澳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情况、协定的签署对辽宁经济与贸易可能会带来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详细而深入地分析。建议辽宁第一时间抓紧机遇,加强与澳各个领域的有关经贸合作,充分利用自贸协定获取最大利益。     

中澳自贸协定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分析

中澳自贸协定于2015年6月17日正式签署,此协定的签署必将对中国的服务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在概括中澳自贸协定有关服务贸易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运用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标对中澳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中澳自贸协定所涉及到的通信、金融、教育等部门的内容将切实影响到中国的服务贸易的发展。     

中澳自由贸易谈判中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从2005年4月18日起正式启动,目前双方已经进行了三轮谈判。双边自由贸易的实现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本文从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贸易关系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入手,阐述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对两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并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自贸协定突围贸易救济中的“非市场经济”困局探析

"非市场经济"及随之而来的替代国方法给中国应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带来重大困难。WTO的多边贸易协定并未界定"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只是规定了使用替代国方法的前提,而中国的入世特别承诺又放宽了替代国方法的适用。在WTO框架外,自贸协定不失为一种突围之法,在中国已经签订的自贸协定中,也不乏排除适用替代国方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实例。在未来的自贸协定谈判中,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协议签订中,可以通过规则设置排除替代国方法的使用进而促进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正式承认。     

中澳贸易的互补性与发展新机遇

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G20峰会期间,中澳宣布结束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这是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的又一重大进展。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进一步促进中澳两国优势互补,密切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就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互补性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抓住中澳自由贸易区建立带来的新机遇提出若干建议。     

中澳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以及前景展望分析

近几年来,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两国已成为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2015年6月,《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这对中澳农产品贸易有着更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据此,试图对中澳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对未来中澳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以自贸协定突围贸易救济中的“非市场经济”困局探析北大核心CSSCI

"非市场经济"及随之而来的替代国方法给中国应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带来重大困难。WTO的多边贸易协定并未界定"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只是规定了使用替代国方法的前提,而中国的入世特别承诺又放宽了替代国方法的适用。在WTO框架外,自贸协定不失为一种突围之法,在中国已经签订的自贸协定中,也不乏排除适用替代国方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实例。在未来的自贸协定谈判中,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协议签订中,可以通过规则设置排除替代国方法的使用进而促进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正式承认。     

中澳签署自贸协定

6月17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布（Andrew Robb）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下称“中澳自贸协定”）。对此，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称当天为两国“历史性的一天”，对于两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可以给两国的社会、经济以及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中澳两国经贸的非均衡性及拓展贸易空间的选择

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备受各方关注.通过分析中澳双边贸易、投资的互补性和非均衡性的特征,结合两国共同面临的良好的发展条件,提出了进一步拓展贸易空间的具体措施.     

中澳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贸易互补性分析

运用以进出口数据为基础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澳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评价,结合评价结果,利用修正后的贸易互补指数计算公式计测了中澳两国之间各产业以及综合贸易互补程度.结果表明:中澳两国各自具有极强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互不重合,大部分产业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综合贸易互补性近年来呈逐年增强之势.中澳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很大,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前景广阔.     

中澳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基于1997-2007年进出口贸易数据

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和实证比较选取Aquino指数对中澳两国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测度,然后利用GHM法将产业内贸易细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从更深层次研究中澳两国产业内贸易现状和发展趋势,结果发现:中澳两国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但Aquino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产业内贸易水平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中澳两国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明显高于初级产品,但无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都不具有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没有表现出预想优势,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与澳大利亚有较大差距,但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中澳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与互补——基于两国贸易的特征、趋势及结构的分析

本文利用UNCOMTRADE中HS96编码农产品2000-2019年的贸易数据,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的总体特征、趋势,分析了贸易整体结构,借助RCA、CI、TSC及ESI,从竞争和互补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中澳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整体竞争力弱于澳大利亚,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竞争但强度不高;两国农产品的出口相似度较低,结构差异较大;在分类农产品互补性上,中国对澳出口弱于澳对中国的出口。综合实证研究结论和当前形势,我国应主动参与全球供给安全治理、推动进口多元化,积极应对中澳贸易可能出现的变局。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中的羊毛配额问题

近来,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在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谈判集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配额问题,特别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具有比较优势的羊毛产品的进口配额。     

利用国内资源成本法考量贸易利益的探讨——以中澳羊毛贸易为例

贸易利益的考量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本文从国内资源成本法的思想出发,利用DRC近似量化中澳羊毛贸易利益的大小,考察贸易利益的大小变动与产品比较优势变动情况的相关性,并对利用贸易条件方法对贸易利益的考量问题做出探讨,认为从贸易条件角度对贸易利益的衡量应结合国内资源成本的考量。     

基于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马两国贸易结构的研究

本文基于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马两国的贸易结构进行研究,采用了全球通用的海关编码和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全部双边货物贸易数据。研究表明,中马货物双边贸易中,12类为产业间贸易,有较强的互补性;其余5类为产业内贸易,由技术差异产品、水平差异产品和垂直差异产品形成。本文最后提出了提升中马货物双边贸易的对策,即发挥两国商品互补性优势;整合、重构价值链,提升产业内贸易;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加快推进产能合作,减少贸易摩擦;利用马来西亚贸易地位优势,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     

亚洲三角贸易模式与中国的贸易增长

文章从亚洲三角贸易模式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贸易增长的来源,并揭示了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相。研究发现,亚洲三角贸易模式夸大了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的规模。通过参加亚洲三角贸易模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在中国建立生产和出口加工基地,从而将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移为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扩大了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恶化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President Nixon’s Intention to visit Peking is attracting tremendous Interest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resent article discusses past developments of US/Chinese trade and Its possibilities In the future.     

Some Aspects of Trade between 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ICs) have maintained an ongoing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for several years. The determinants of trade between Australia and PICs are examined using a gravity model by utilising time‐series cross‐country data for the period 1981 to 2005.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mports by PIC from Australia are significantly determined by PICs’ population and their per capita GDP.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PICs’ exports are significantly determined by PICs and Australia's population, PICs’ infrastructur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distance to Australia.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other studies using the gravity model, distance is found to be a friction to PICs’ exports to Australia. While this study identifies factors influencing PICs’ trade with Australia, a more substantial issue for the governments and trade policy makers in PICs is to look into the generally disappointing long‐term trade performanc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PICs would need to seriously look at increasing their export potent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