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研究——以梅林村为例

未来乡村是浙江省委基于“共同富裕示范区”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省”建设下提出的新概念，既是对“千万工程”的坚守践行，也是对“美丽乡村”的提档升级，力争推动乡村建设再上新台阶。在此背景下研究总结未来乡村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试点之一的杭州市萧山区梅林村为案例，对未来乡村建设进行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新乡贤文化视角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乡村治理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弘扬与发挥乡贤文化在乡民教化、乡村服务和价值引领方面的作用，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成为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以新乡贤文化为视角，对乡贤文化及其属性进行解读，分析总结新时期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并从四个方面提出新乡贤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实施路径，以此促进乡风文明和助推乡村振兴。     

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基于ESG视角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表明乡村振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结合文件内容，以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视角来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后的底层逻辑：首先从宏观布局来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ESG投资之间的关系；之后从“农业”“农民”“农村”以及“财政金融”四大微观机制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重点。同时根据以上的微观机制分析，并基于“ESG”因素，对相关企业ESG投资的“发力点”进行探究、对我国ESG基金投资的相关特征进行论述。最后本文依据研究结果，对推进以上微观机制的创新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村干部的“角色冲突”——乡村社会的需求倾向与利益矛盾分析

本文从乡村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这一视角，分析了村民自治中村官被依法“罢免”、行政撤换和主动辞职三种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正加速分化，各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出现“疏离”；从而指出造成村干部“角色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现有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需求性职能矛盾和制度性职能矛盾。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阳市宝莲寺镇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乡村产业发展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抓好的关键一环，也是新时代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重要抓手。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产业发展始终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一环。农业、农村、农民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存在乡村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产业发展项目资产后续管理不到位、产业链条发展不完备、乡村人才建设配备不全、产业发展体制机制衔接不畅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应对的治理措施。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

[目的]构建德治、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振兴。[方法]文章分别从历史视角和组织视角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和农村各类组织构成,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属性探讨了其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结果]农民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具有多项功能和价值,可以教育和引导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能代表农民发声,成为农村公共事务协商决策的重要主体;可以承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承载主体;可以调节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纠纷调处主体。[结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要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创新方式、完善法律等方面,加快推动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承担更多公共服务。(1)要转变观念和意识,重视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2)完善乡村管理体制,细化县乡政府与村级自治的职责和界限。(3)推动合作社规范发展,健全合作社民主管理。(4)推动购买服务方式,让合作社承担更多乡村公共事务。(5)完善法律法规,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乡镇改革：乡镇干部的所思所想——对湖北省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4个县（市）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和分析，以乡镇干部的视角来看待乡镇改革。本文认为，几乎每次乡镇改革，都是把乡镇干部视为被动的改革对象，将他们当作“包袱”抛弃，而极少从乡镇干部的视角来设计改革方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将他们合理的利益、要求考虑进来。这种改革思路本身就值得商榷。这也是笔者企图建立以乡镇干部为“主位”的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希望藉此引起上层政府和社会对乡镇干部意见的重视。简单地将乡镇干部当作“包袱”来改革，迟早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促进乡村社会的善治。     

乡镇机构改革的宏观视角：国家政权建设

晚清以来，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受到重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乡镇政权建设已明显加强，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乡村治理权威蜕变为“赢利型经纪”进而带来国家政权和“内卷化”，从而促使国家权威真正在乡村确立，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确保国家为进行大规模后发现代化建设能更多地、合法地汲取乡村资源。从国家政权建设这一宏观视角来看，其因此对乡镇机构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并为乡镇机构改革规定了促进农村市场化和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双重价值取向。     

悬浮推进、工具理性与数字乡村建设转型

数据资本时代,挖掘数字红利以加速乡村发展是全面脱贫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数字乡村建设承载着这一目标应运而生。“国家—农民”关系视角下,农民主体性保障不足、被动性卷入的参与方式,以及陷入娱乐化与主体赋能的迷思,建构了数字乡村的“悬浮式”推进路径,由此造成下沉困境。这一困境滥觞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主体化,并进一步溯因至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目标责任的行为导向、农民能力贫困及主体性激励不足致使回应无力,以及政策供需错位压缩其制度化成长空间。为此,实现数字乡村建设本体性价值回归至关重要,这就要求践行人本主义数字乡村建设理念,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推动数字赋能主体激励内生化,同时从多个要素入手整体构建数字乡村发展制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村官参与乡村治理问题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拟发掘现行选聘机制下大学生村官参与乡村治理所具有的价值内涵，并基于此探析大学生村官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保障大学生村官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效用充分发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