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工业行业碳排放实证研究——基于工业品贸易隐含碳视角

运用投入产出模型,首先测算了2002年、2007年及2012年陕西省工业品隐含碳排放量情况。结果发现,3个年份陕西省隐含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且呈现出较高的行业集中度,排名前5位的部门由高到低分别为石油化工业、煤石油开采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制品业及计算机设备制造业。随后,分析了2002年、2007年及2012年陕西省工业品隐含碳排放失衡度。结果表明,在国际贸易方面,上述3个年份陕西省均为隐含碳排放净出口方,说明陕西省为其它国家承担了能源环境负荷;在国内贸易方面,陕西省2002年和2007年为隐含碳排放的净调入方,而2012年变为净调出方,这主要是因为陕西省调出产品增幅较大造成的;在总贸易方面,陕西省隐含碳流动方向与国内贸易相同,这是由于陕西内贸规模远远大于其外贸规模。目前来看,较大的隐含碳流出虽然有利于陕西省经济增长,但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却不容忽视。因此,陕西省需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贸易结构低碳化协调发展。     

汇率变动对中日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日贸易是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经贸格局和未来趋势的关键,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日汇率变动对各自贸易状况的影响,揭示了两者动态关联性中更深层次的现实,这对指导我国相关贸易政策的制订有重要意义。     

技术创新、行业特征与生产率绩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以及产业组织特征,并利用1999—2009年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是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源泉;（2）国有经济比重、市场结构、隐性知识含量等行业特征因素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诸多行业特征因素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性质说明了中国工业不是单纯的“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表面问题,而是“重技术引进,轻制度建设”的本质问题。     

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STIRPAT-Alasso模型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运用扩展STIRPAT模型,采用中国2005—2011年29个省份的数据,从人口、财富程度、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创新能力6个维度遴选尽可能多的社会经济变量,探究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在变换原始数据去除个体异质性后,利用自适应套索方法进行显著变量选取和系数估计,得到一个较岭和偏最小二乘回归更简约有效的模型。结果表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放有显著驱动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创新水平对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在样本期内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呈单调递增形态,不支持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碳排放与金融发展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减排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引力模型下汇率波动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基于中美、中日贸易的实证研究

在贸易引力模型下引入汇率波动性因素对中美、中日贸易总量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贸易引力模型的成立,并发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显著抑制中美贸易总量;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波动对中日贸易总量无显著影响。考虑到中日间贸易较大部分采用美元结算,因此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日元兑美元汇率波动引入中日贸易框架,发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日元对美元汇率波动均显著地抑制中日贸易总量。结论说明,在国际贸易中汇率波动给交易主体带来经济风险,抑制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应注重维持汇率的稳定以促进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     

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5～2010年的统计数据,根据技术水平把制造业分成四个部门,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FDI对各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对高度技术制造业的溢出作用最大,对中低度技术制造业的技术溢出作用最小。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分析相关原因,提出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建议。     

FDI行业内技术溢出与行业特征——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量外资涌入中国,获得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使之更好服务于产业创新能力提升成为研究热点.高技术产业以其高知识密集、高成长、高辐射的特点而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笔者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在考虑滞后期影响下,检验了中国高技术产业15个3位码行业1999年～2008年的FDI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并分析了效应显著行业所具有的特征.结果表明:电子元件制造、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和仪器仪表制造溢出效应显著,且具有适中的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低的吸收能力、适中的外资参与度、较低的市场集中度以及适中的对外开放度等行业特征.     

服务业投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相关数据,本文计算了1995~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水平和服务业投入的变化,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离岸工业外包程度呈上升趋势,资本、技术行密集型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程度较高,资源密集型和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行业中服务业投入较多;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整体投入和商业服务投入对工业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为负;金融服务投入对工业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为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及低技术产业组中服务业投入对工业离岸工业外包水平的影响为负,中高技术产业组中服务业投入对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显著为正。     

中国行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L简化模型

利用具备理想分解法特性的DL简化法,分解了最终需求水平等4个因素对1997—2012年中国行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最终需求水平呈现持续而显著的正向效应,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因素;碳强度表现为持续而显著的负向效应,是导致碳排放减少的唯一因素;投入产出技术一直表现为正向效应;最终需求结构经历了从负向效应逐渐过渡到弱正向效应并最终呈现正向效应的过程。为了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中国应重点实施降低部分关键行业的直接碳排放系数等措施,进一步强化碳强度的负向效应,并辅之以降低影响力系数上升幅度较大行业的比重、优化最终需求结构等结构性减排措施,努力实现投入产出技术及最终需求结构由正向效应向负向效应的转变。     

高速铁路对中国省际知识溢出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文献综述探究高速铁路对知识溢出的影响机理,利用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研究样本不包括海南省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利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知识产出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高速铁路对中国省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效应及溢出距离。研究发现：(1)专利空间布局从2008—2015年呈现出空间集聚性,且该集聚性不断增强,2015年后集聚性逐渐趋于平缓;(2)高速铁路对省际知识溢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正在随着铁路网络的完善而不断增强;(3)高速铁路对省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一定距离限制,具体而言,2012年中国高速铁路限制距离为2096千米,误差范围不超过±29千米;2017年有效限制距离为2188千米,误差范围不超过±63千米,且随着高速铁路的发展,预计该限制距离将会逐年增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合理促进高速铁路和知识溢出协同提升和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FDI对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2--2010年间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数据构造行业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额两个指标。并利用Eviews6．0软件实证检验了FDI对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对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水平在短期无显著影响,而在长期却且呈正向溢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着这种效应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针对此种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日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基于跨国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贸易与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贸易往来中隐含着对气候变化造成重大影响的“碳泄漏”问题.笔者以投入产出法为基础建立经济模型,计算出1990年～ 2000年间中国对日本有CO2的净出口并细化到产业部门层面,分析了中日两国24个产业部门出口到对方国家的CO2排放量,证明中国产业部门的碳密集度更高.此外,通过虚拟“无贸易”状态,估计出双边贸易使两国的总体CO2排放在下降.日本应该为中国的部分CO2排放负责,而中国大多数产业部门都可利用与日本贸易的机会学习日本的清洁能源技术,降低碳排放密集度.     

制度因素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理论刻画制度因素对FDI溢出效应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的制度因素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根本性力量。中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外资企业的溢出潜力,限制了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在这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影响了FDI的实际溢出效应。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有力地支撑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制度因素变化的条件下,FDI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但是腐败控制、经济自由、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均有助于促进FDI的技术溢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港澳台资企业的FDI溢出效应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其他外资企业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加强腐败控制也显著地促进了国有企业吸收FDI溢出效应。因此,加快中国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FDI的溢出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手机行业分销绩效模型与实证研究

利用结构方程探索供应链流程因素指标、关系因素指标、经营因素指标与企业财务收益和潜在竞争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流程因素指标和关系因素指标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潜在竞争力,同时经营因素指标不仅对潜在竞争力产生作用,也直接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且潜在竞争力对财务绩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探索了分销商绩效实现的途径和价值创造的过程。     

湖北省工业行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湖北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方法探究了工业从业人口规模、经济效率、行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五大因素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能源消费结构是工业整体碳排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2)高碳行业和中碳行业对促进工业碳排量增长具有明显正效应,低碳行业抑制工业碳排量增长的效果不明显。(3)经济效率和行业结构在不同碳排放水平的行业中对碳排量增长贡献值始终为负。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行业间知识溢出与中国产业发展——基于贝叶斯层级模型的实证研究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工业经济进入了平稳、快速增长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失衡、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等。其中,产业研发投入不足,知识产出有限,是导致上述结构性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则是影响各产业知识产出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在利用贝叶斯空间层级模型测度中国行业间知识溢出效应的基础上,致力于检验行业间知识溢出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行业间知识溢出通过推动各产业的知识生产,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发展。本文提出,应进一步加大产业,特别是具有较大知识溢出输出效应的基础性产业的研发投入,加快其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长期稳定增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对云南-GMS贸易绩效分析——基于引力模型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08年云南省和GMS国家贸易数据建立引力模型,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对云南省与GMS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和未来发展潜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促进了云南与GMS地区的双边贸易合作,实际贸易水平明显高于预测水平;云南与老挝、越南贸易也得到大幅的提升,在边境贸易方面也大大促进了云南省与老挝、缅甸和越南贸易发展;预测对比也表明,云南省与GMS地区潜在着发展空间,特别老挝与越南市场突起所带来的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区域合作、物流建设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