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40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和金融发展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寻求其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动机不明显,中国在制度寻求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表现出不同的安排。以上结论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视角,采用54国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对样本国聚类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东道国治理基础和双边贸易量后,对我国直接投资而言,发达国家的区位优势在于较高的科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丰富的矿产能源禀赋或潜在的国内市场。同时,发达国家的市场对我国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吸引力,而在对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市场因素的作用也不明显。     

固定效应模型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3年33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通过使用Ward聚类分析法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划分为3类: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对这3类国家和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型动机,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市场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同时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与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与出口的关系则较为微弱,人民币的升值和东道国对待外资的欢迎态度以及我国对东道国的贸易顺差,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与动因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性和动因差异。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着区域非均衡性,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是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但从趋势上来看,无论是东中西部区域间差异还是区域内部差异均呈收敛的良性态势;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均有重要影响,东部地区主要由自然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驱动,中部地区主要由市场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驱动,西部地区主要由市场寻求型动机驱动。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投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具体分析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技术导向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提出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灵活运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与投资区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有效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民营企业因何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温州微观企业数据的二值选择模型实证研究

在当前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探讨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利用温州民营企业微观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构建二值选择模型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因市场开拓与生产转移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更为细致地,民营企业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具有市场开拓动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具有市场开拓与生产转移动机;制造业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兼具市场开拓和生产转移动机,而销售服务业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具备市场开拓动机。此外,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资源获取动机。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我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战略

本文首先比较了不同跨国市场进入方式的优缺点,分析了并购与新建、独资与合资的各国选择经验和选择影响因素,最后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市场进入方式选择:从投资动机看,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应以并购、合资为主,从东道国的外资政策看,我国的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进入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从投资规模角度看,我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应以合资为主。     

基于比较优势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比较优势动机的关系，使用2015年中国制造业内25个细分行业对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受到比较优势动机和市场准入动机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寻求型动机；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机，未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     

转型背景下中国OFDI结构演化分析——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需求结构的双重视角

本文突破了同质消费者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带有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模型,用于刻画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5年中国对98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时变系数模型检验转型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变化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受到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需求结构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且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政府战略调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呈现出由资源寻求向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转变、需求端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动态演化趋势。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变化中的作用机制,发现国内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造成上述变化的重要内生推动因素,政府力量则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端,并且只是起了加速作用。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探讨

本文基于MartinRoger的自由资本模型,对其进行进一步推导和参数分析,得出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经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因此,我国应保持和加强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并积极推动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以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文献综述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激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动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发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大相径庭。通过对比归纳发现,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为集中,受东道国因素影响较多并大多有市场推动;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复杂多样,主要受母国因素影响且政府政策推动具有较大作用。这一比较研究也表明,在我国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应先考虑并区分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差异化结果。     

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和专利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作用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能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正向调节着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引进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正向调节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时溢出效应与逆向溢出效应互为前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动机影响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作用，仅在同一东道国市场和仅在不同东道国市场经营的内资企业、以市场开拓为海外投资动机的内资企业从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中获利。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中国为投资国的视角

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利用2007～2011年中国在6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本文在对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上,结合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规划投资动机类型的区位分布,选取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中的26个东道国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并计算得出综合评价结果,为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定量的参考依据。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我国理论界关于是否应该将发达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目标问题上产生的不同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能力的矛盾。实证检验证实我国企业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还是以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市场规模相对狭小的国家和地区为主。但从长远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应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点目标。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类型、东道国与我国的贸易量大小以及两国间文化的相似性等因素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性;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负的相关性;东道国市场规模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