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增发与公开增发新股融资股东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融资的两种方式。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后1～3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负,而定向增发新股后两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正,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宣告公开增发新股股东获得负的股东财富效应,而宣告定向增发新股股东能获得正的股东财富效应。从保护投资者长期利益的视角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证券管理部门推出的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和上市公司青睐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具备其适时性和合理性。     

定向增发、盈余管理与股票流动性

本文就定向增发盈余管理问题和盈余管理对股票流动性影响进行研究。笔者运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可操纵应计利润,对2006—2012年定向增发公司和与之相对应配对样本可操纵应计利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与非定向增发公司相比,定向增发公司在增发前一年和当年向上的盈余操纵力度更大;对盈余管理与增发后第一年股票流动性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与非定向增发公司相比,定向增发公司股票流动性更好;盈余管理导致股票流动性下降;定向增发加大了盈余管理对股票流动性下降幅度。该研究弥补了定向增发股票流动性研究的不足,为政策监管部门加强对盈余管理监管及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定向增发新股?

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引入了机构投资者,可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并且,相对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而言,定向增发新股融资的手续更简单,门槛更低,因此,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最佳选择。运用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对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要好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对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对各类股东权益的影响,发现增发新股将导致股东权益的转移;非流通股股东因增发新股而获益,倾向于增发新股及提高增发股票价格和规模。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公千与资本利得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实证方法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公告日前后的股票超额收益率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公告日前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就开始下跌,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市场认同度较小。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融资与可转换债券融资比较研究

本文以2005年5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市场发生的218个定向增发新股或可转换债券事件为样本,运用标准的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与可转换债券的短期市场绩效的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定向增发新股的短期市场绩效显著好于可转换债券。这说明,监管当局在制定相关融资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意愿,为上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新股创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     

中国股市增发新股抑价的程度和原因

本文对 2 0 0 0年 1月 1日～ 2 0 0 2年 6月 2 0日中国深沪两市所有增发新股的实证分析表明 ,增发新股首日上市的平均抑价率为 15 .6 9%。抑价率小于 15 %的公司个数占总体的 6 7% ,抑价率小于 30 %的公司个数则占到总体的 81%。增发数量 ,增发前一年每股收益和增发市盈率对增发新股抑价率影响显著 ,其中 ,增发数量 ,增发前一年每股收益与增发新股抑价率呈U型的二次函数关系 ,在二次函数的拐点出现前 ,增发新股数量的信息效应大于供给效应 ,增发前一年每股收益的质量效应大于投资效应 ,拐点出现之后 ,则与此相反。     

盈余管理与公司内部治理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直接股权和终极股权等方面建立多个回归模型分析公司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的制约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直接股东的股权集中度越高,终极股东的两权偏离度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他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合一现象越明显,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的影响不显著。这对改善我国公司的治理机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司增发与市值管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5—2014年中国A股有增发股份记录的上市公司的市场数据,检验了被广泛讨论的"市值管理"现象。结果表明:所有权性质、增发目的、增发对象、经营状况以及市值存在差异的上市公司,在其增发股份前后及期间的超额收益率和股价信息含量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与不同公司进行增发的诉求一致。这说明,中国A股市场广泛存在服务于公司控制人的市值管理行为。由于这些市值管理行为可能包括控制股价和侵害其他投资人,因此监管层应制定更为严格的法规来规范市值管理行为。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信号传递及市场反应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与梅耶斯(Myers,1984)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不符。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各自的解释模型,但相关的模型无法完全解释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本文从优序融资理论的基本假设入手,运用中国A股样本公司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行为的信号传递和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虽然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行为确实影响了公司的价值,传递了一种不利的信号,但这种信号传递并没有在市场中得到完全的反应。当市场处于"牛市"时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行为的负面反应较弱,正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因此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不符合优序融资理论。     

应计盈余管理与现金流操控相互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应计盈余管理与现金流操控的内在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应计盈余管理与现金流操控之间存在双向非对称的互动影响,过度负债会强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应计盈余管理与现金流操控的配合问题更加严重;作为公司治理的主要手段,内部控制、高管持股与独立董事占比对上述关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的研究深化了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与现金流操控内在关系与发生规律的认识,揭示了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对于投资者正确认识、政府部门有效监管和公司有效治理这两种财务操纵行为具有启示意义.     

国债的流通性与增发空间

本文回顾了我国国债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促进了国债金融工具功能的发挥 ,并逐渐成为金融调控的重要工具的发展历程。论述了由于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 ,国债流通性不断提高 ,拓展了国债发行空间。分析了目前我国国债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高度流通性的国债市场的对策。     

信息不对称、分析师关注度与增发折价

以2006—2010年间实施新股增发的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析师关注度对增发折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低的投资者间估值分歧和增发折价;分析师能力和盈余预测分歧对增发折价没有显著影响;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给分析师能力强的公司带来的增发折价降低幅度大于给分析师能力不强的公司带来的效果。     

关联交易、支持与盈余管理——来自配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的373家配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关联购销、支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控股股东在配股前利用关联购销支持公司,调高业绩,因而这种支持很可能属于盈余管理行为。另外还发现,关联购销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线下项目负相关,且关联购销与线下项目的负相关关系在有配股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更显著。     

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

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存在着共识,但是,兴起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增进了对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不足。换言之,交易成本政治学提高了对于政治世界的理解水平。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厘清二者之间的共识与差异,有助于辨析政治学和经济学整合发展的趋势。     

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非经营性收益的分析

文章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通过非经营性活动进行盈余管理是否会影响其收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后称非标意见)的可能性.我们的假设是:盈余管理越高的公司,收到非标意见的可能性越大.我们选取1998～2001年3009家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支持原假设.我们进一步还对非标意见进行了归类分析,发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仅仅会增加收到"带说明段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而对其他类型非标意见的出具则无显著影响.     

关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比较研究

西方会计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研究,并将其归纳为资本市场定价、与会计数据相关的契约、反垄断与政府管制三大类.而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规避证监会的制度管制,取得融资与再融资资格以及保住上市公司的资质是其主要动机.目前,西方比较流行的资本市场定价理论与经济契约理论,对于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的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