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差距、资源分配与后发大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要素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核,而技术差距是影响经济资源配置格局和配置效率的关键变量。基于拓展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资源最优分配路径发现:经济增长方式随技术水平的提升从"生产性投资驱动"到"研发驱动"、从"模仿主导"到"创新主导"逐步转换。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区域,生产性投资与研发投资、模仿与创新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效应不同。那么,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也应根据与国际前沿的技术差距,合理配置生产性投资与研发投资、模仿投资与创新投资,并根据我国区域技术水平的差异性,"分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政府支出、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忽视了投资过度膨胀的不利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财政支出、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以财政支出、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性分析。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大于房地产投资产出弹性;财政支出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各个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和房地产投资的激增导致了经济体中流动性的增加和通胀危险的加剧,而硬化财政预算约束、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信贷成本、缩小信贷规模是防范这一风险的重要途径。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文章将腐败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腐败与公共投资等三个大的问题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文章的结论指出,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 ——以中国-东盟国家为例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使东道国实体经济行业结构优化, 增进进出口贸易, 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本研究采用东盟10 国 2003～2017 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 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盟国家投资效率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影响; 东盟国家当年投资效率对其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作用, 但是前一年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却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盟国家投资效率交互作用项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呈负向影响, 但均不显著。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动态效果研究——基于理论模型和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国内经济增长效应为出发点，选取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和相关数据，相继构建理论模型和ＶＡＲ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格兰杰检验等方法探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以期明晰“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挖掘和验证经济增长外部引擎路径与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智力支持。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长期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间保持着正向均衡关系，而短期中，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引致的经济增长效果还比较微弱，有待合理规划产业投资布局以逐步释放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保障经济持续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债务问题还未不可收拾

目前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较高的债务负担,是受政策刺激带来的企业投资增长与受融资环境限制的双方面作用结果2011年GDP增速回落预示着由"4万亿计划"所带来的危机后高速增长阶段已结束,国民经济开始趋于稳步增长状态。然而,受政策刺激驱动的企业投资增长却未能及时对经济形势的这一变化做出恰当的反应,为满足投资需求而进行     

我国产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和VECM深入研究了我国固定资产总投资、各个产业投资与GDP以及各产业产值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第三产业投资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的关联程度很大;而第三产业产值对各业投资的依存程度较强。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却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我国经济应该在增强自身内生发展能力下功夫。     

电力投资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量化分析

正近年来电力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电力投资在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本文利用电力投资历史数据验证电力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基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确定电力投资弹性系数,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说明电力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及2012年中国各国民经济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行量化影响分析。投资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显著,基本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就业、产出有着积极效应。伴随着我国电力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电力基本建设     

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基于FDI总量和产业分布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总量和产业分布两个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江苏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扩展的C-D生产函数,利用1992~2007年江苏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江苏的经济增长。然后结合经济增长的特征,基于灰关联模型,对2002~2007年江苏外资产业分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二产业内部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江苏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测度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经济理论表明,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政府投资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1)政府投资直接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来影响经济增长,(2)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间接增加私人产出的作用,作为其他(私人)经济投入的一部分.本文的实证研究了我国省级政府投资的这两种经济效应,研究的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强,但通过对私人产出的促进作用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强,因此,政府的大量投资更应集中于能够促进私人产出效率提高的领域.